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
《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
俄国19世纪四位伟大小说家中，屠格涅夫的声名似乎最不昭著。或许因为权威们说的，屠格涅夫的风格太精致太煽情了，任何翻译都打上了折扣。或许因为其作品的某些主题已经不具有吸引力：“多余的人”，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迷人但已经衰老的俄国贵族；处于主宰地位的女性与相对较弱的男性之间的“斗争”，这里的“斗争”当然没那么强的火药味；早恋、受挫的爱情、回忆中的爱情等的惨淡之美；还有他一贯重复的主题，失败的转变（mutations of failure）。
屠格涅夫的母亲就像恐怖神话故事里的老巫婆，带给儿子一生挥之不去的恐惧与绝望，并悄然带入作品中。屠格涅夫一生热恋着丑陋但名气非常大、使人着迷的女歌手宝琳（Pauline，十九世纪鼎鼎大名,活跃于巴黎音乐圈的名女人,歌剧名伶,与女音乐家，译者注），但这一切对他受伤的灵魂都于事无补。他像一条狗一样在欧洲跟随着宝琳，她偶尔的怜悯就能带给他欣喜（如果他真的快乐的话）；为了得到所谓的幸福，他挑选离宝琳近的地方住下，有时甚至连宝琳和丈夫在一起时，他也不愿远去。毫无疑问，宝琳扭曲了屠格涅夫对女性的看法，他对女人似乎又怕又怜。
屠格涅夫在他俄国的住所与西欧之间穿梭多年，生命最后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和巴登(Baden,德国的温泉小镇，译者注)。他与乔伊斯（Joyce）[110]一样，都是国外流浪汉，都通过向国内介绍大都市文化而开阔了国人的视野。这两位“西化人”无论空间距离上离祖国多遥远，但他们最本质的灵感都源自故土。在酝酿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那个19世纪里，屠格涅夫对政治所持的态度有点冷淡，有点自由，有点启蒙，有点人道主义怀疑色彩。因此，他的书尽管能即刻赢得知识分子的青睐，但常常被保守派和激进派所不屑。
他的一些较短小的作品（尤其是《猎人笔记》[Sportsman’s Sketches]中的许多篇）都非常优美。不过为他赢得不朽荣誉的恐怕还主要是《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有的英文译名为Fathers and Children）。由书名可知，它主要是剖析代与代的冲突。我认为，有小说家对此主题的把握更得力，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然而，《父与子》似乎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第一部将这种元素融入俄国性格的经典作品。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时代，随着俄国人逐渐向民主迈进，这种性格会少一份冲撞，多一份温和。屠格涅夫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87]那样有直觉，能那么精确地把握革命-恐怖分子的脾性。但他的确将《父与子》的中心人物巴萨洛夫（Bazarov）清晰地塑造成了19世纪中叶一位几乎是崇高的“虚无主义者”（nihilist，屠格涅夫自己造的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俄国，nihilist的类型发展为不同的形式：恐怖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唯物主义者，崇尚科学者，最后是有奉献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屠格涅夫在这本书中，也生动表现了自己的其它写作特质——尤其是行文简洁，非俄式的清晰形式等等。但我想，此书之成败就在巴萨洛夫。
C．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