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外界压力迫使达尔文下了最大的决心。1858年，他收到了一篇论文，寄送者是居住在东印度群岛的自然学家与专业博物馆标本收藏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这篇论文的提纲就是自然选择进化论——也正是达尔文二十多年来一直为之寝食不安的理论。达尔文回信建议同华莱士合作研究，然后将论文成果提交给伦敦林奈学社（Linnaean Society），华莱士欣然答应。自然选择进化论终于公之于众，并立刻引来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华莱士既没有达尔文的社会地位的优势，亦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研究训练，他的进化论来自于敏锐的洞察力，而不是深入的科学研究。华莱士对进化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大的认可。他自己写的科学考察报告《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The Malay Archipelago）同样是珍品，值得与《贝格尔号纪行》一起研读。）继二人的第一批论文之后，达尔文完成了《物种起源——物竞天择》(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Natural Selection)，对进化论进行了完整的阐释。这本书并不明白晓畅，但是艰涩之处，读者的收益也更多。达尔文知道，自己的理论并非天衣无缝，化石的年代有断层，而且没有人观察过新物种的进化诞生过程（不可能观察到，因为一个进化过程要好多代来完成），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基因遗传原理对达尔文及同代大多数人来说仍是未知之谜。（基因原理的发现者格利高利·孟德尔[Gregor Mendel]曾寄给达尔文一份论文，描述了他那著名的实验，但达尔文要么根本没读，要么根本不在意它的价值。孟德尔的论文在一本无名的杂志上发表后，直到20世纪早期才有人关注。）所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使用的策略是，以蛮力（brute force）来论证，举出大量的实证来克服蛮力的缺陷，证据不足时则以模拟与可信的推测来弥补。这本书与其说是依靠精妙的思想，不如说是基于大胆与勇气。同时，达尔文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别人观察过的，却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使这本学术之作充满新鲜刺激。
达尔文的理论并未使世界为之倾倒与折服，相反，它的出现立即招致许多科学家及宗教权威的反对。进化论是逐渐赢得普遍接受的。然而，从《物种起源》问世的那一刻，任何对进化论的反对，都不过是维护现状之举，这种维护虽然能逞一时之风，但最终还是达尔文胜了。读《物种起源》好比在见证一场进步的科学革命，也是在认识人类最有力量的头脑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