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小说选》（Selected Tales）
只要列出一打美国最优秀的小说，无论从哪方面考虑，《红字》毫无疑问都会进入名单。也许有人对此十分不解。小说背景是17世纪清教徒时代的新英格兰，距霍桑写小说的年代已经很遥远，与今天相比，更是非常古老了。而且，霍桑所描写的充斥着罪恶的社会历史上是否属实也有待证明。最近的研究显示，清教徒们似乎比小说描写的随意得多。最后一条，海丝特（Hester）与丁梅斯代尔（Dimmesdale）的通奸与赎罪也仅在那个教条主义的基督教道德框架内有意义，生活在弗洛伊德后时代的人们，初次接触《红字》时也许很惊讶：“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
对小说中浓郁的清教徒伦理，我们大可一笑而过，然而我们无法对小说本身一笑而过。尽管《红字》让我们赞叹的并非霍桑作品最著名的特点，但它却能久久打动我们。在我们眼里，它只是碰巧讲了个通奸苦果的故事，碰巧描写了一个过往社会的历史，而我们读到的其实是对人类心灵的深刻寓言。其中的象征碰巧是对霍桑及其时代有特殊意义的，但它们也仅仅是象征而已，只是比较灵活的象征，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类状况。
以道德象征为例，在这部黑暗而美丽的小说结尾，霍桑写道：“真实！真实！真实！如果不能将你最坏的一面自由展现给世界，那么起码将暗含你最坏一面的特点展现出来！”尽管这句话有说教意味，但难道它不是对压迫的控诉吗？不是对心灵净化的呼吁吗？而净化的唯一方式是直面自己，而非自欺欺人。同样，我们感到齐灵渥斯（Chillingworth）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任何社会任何否定生活的人只有这个结局。我们还感到——霍桑也明确表述了——当对某个事物过度爱或过度恨时，爱与恨的差异就消失了。
换句话说，《红字》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有关两位青年男女的通奸故事了，而是一部道德心理小说，心理学家一样的霍桑不但了解清教徒的痛苦心理，而且了解我们普通人内心深处潜藏的罪恶与恐惧。因此，我认为从这一角度看，《红字》不再是过时文风与过度说教的经典，我们渐渐明白了评论家马克·范·道伦（Mark Van Doren）的话，他说霍桑的“一个不朽优点在任何文学作品里都是稀有珍贵的，即十足严肃的想象力。”
霍桑曾写道，他的工作间“应该称为幽灵之屋，因为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千百万幽灵般的幻觉扑面而来。”人们大部分的时光是平凡而乏味的，但即便最平凡的人都有“幽灵之屋”的经历，而霍桑即是这“幽灵之屋”的经典“历史学家”。
除《红字》外，霍桑的其他作品无论初读还是重读都会使你获益匪浅，如几部较短的寓言故事：《好小伙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 《教长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 《胎记》（The Birthmark）, 《拉伯齐尼的女儿》（Rappaccini’s Daughter）。
C．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