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问道，人怎么能知道统治者是不是得到上天的授权呢？就象对于爱情一样，孟子指出，如果统治者有德，他的善行就会照耀全世界，与善良的人性相呼应。人们就会从各处来到他这里，受他的统治。反过来，人们就会连夜逃亡，躲避一个无德君主的统治，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揭竿而起，反对暴君。杀死一个罪恶的国王，算弑君吗？孟子答道：不算，因为他已经丧失了神授之权，在被废黜之前就已经不是国王了。
这就解释了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只有将其统治置于仁政和正义之上，国王才能表现出他获得了上天的受权。如果他仁治非常成功，各地的人都会愿意做他的臣民，这自然会对国王和他的国王有利；但正如孟子强调的那样，如果只注重结果，而不管得到结果要经历的过程，那将一事无成。
两千年来，孟子的教化为中国的王朝奠定了道德基础。当然，没有一个国王能够只靠孟子“仁义”，而不靠军队，法典，税收和警察来治国安邦，但“民为贵”，人民拥护仁政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理论之中。
我还应当指出，儒家学派的拥护社会与共产主义观点并非没有受到挑战。除去《论语》和《孟子》之外，读者还应读读道家的基本著作，如《道德经》(Tao Te Ching)，《庄子》(Chuang-tsu)。《道德经》主张君王的绝对权力，主张统治者应该遵循“道”，也就是宇宙的力量，《庄子》则主张激进的相对主义观点，主张自我保护，不理世事。
《孟子》和其它早期中国哲学著作一样，不是由其署名作者写成，而是由几个人共同编写而成的。但它通俗易懂，前后联贯，值得通读。此外，美国当代读者读《孟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国革命间接地得益于这位古人。十七世纪时，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从中国传回很多记录着中国皇帝仁治和中庸治国之道的精彩报告，他们希望证明中国人具有高度文化，因此有义务将他们皈依为基督徒。这些传教士的信件为莱布尼茨(Leibniz)，伏尔泰[53] (Voltaire)，以及其它启蒙运动领袖所热心阅读，特别是伏尔泰还用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做为平台，来批判他那一时代欧洲的统治者。孟子关于人民有权起义反对暴君的观点，通过伏尔泰作品，以及其它的渠道逐渐进入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政治气候当中。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60]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虽然并没有说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已经丧失了神授之权；但我们立国的政治文件和这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之间的相似之处却无论如何不是巧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