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弘一大师研律治律的因缘，具体地说，他由“新律家”转为“旧律家”的因缘，这在前述中已有阐述。那么，弘一大师对《南山律》的理解，亦或称大师的“南山律”思想和行持又是怎样的呢？就其思想而论，弘一大师在《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中说：“所云《南山律》者，唐道宣律师居终南山，后世称其撰述曰《南山律》。《南山》以《法华》《涅槃》诸义而释通《四分律》，贯摄两乘，囊包三藏，遗编杂集，攒聚成宗……”《南山律》融入大乘佛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律学思想体系。当弘一大师明了此意义之后，即知即行，这又直接导致了他在白马湖畔于佛前发下大誓愿。弘一大师早年是学贯中西的大艺术家大学者，出家后又一心研佛， 如今五磊寺以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为荣，此为殿内并
陈之谛闲大师和弘一大师像。
他自己无论是著述还是行持，无不表现着一种高僧的形象。
就弘一大师的总体佛学思想而论，他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体现了他研究佛法、探索佛境的品位，以《四分律》为行——形成了他佛学思想的特色，导归净土为果——表现出他把握教理的悟性。既以《四分律》为行，那么他认为正法能否久住，全在于《四分律》能否实践，故大师修持弘扬律学。为了修持弘扬律学，他自然就有了诸多的律学著作，诸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行事钞略科》《南山律苑杂录》等等，这些都成了如今研究大师律学思想和律学的重要文献。
弘一大师毕竟是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客观的环境和当时佛教在中国的状况，使得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也针对客观情形有过具体的见地。这种见地主要表现在所谓的“随分量力受持”上面。对随分受持的理解可以是：虽身处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但佛教仍需要出家人严持戒律才得以复兴。就当下的出家人或在家居士而言，只要有持戒之心，可随分量力受持；出家人或居士受戒，不必贪多，须明了每一戒条的精神实质，能持几戒便受几戒；当下社会，虽难觅真正的比丘，但还是要努力持戒，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佛门道统，以自己的庄严行持担负一个佛门之人的责任。至于弘一大师自己，他不但深入研究律学，而且实践躬行。诚如马一浮所言：“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弘一大师与伏龙寺
弘一大师在伏龙寺亦留下了诸多的佳话。弘一大师第一次到伏龙寺是在1931年底。当时他刚在五磊寺与栖莲和尚签订了那份没有实际意义的契约。由于五磊寺的遭遇，弘一大师的身心都十分疲惫。伏龙寺的诚一法师这时请弘一大师到伏龙寺静养。身体稍有复元，即又于次年春赴金仙寺讲律。1932年初夏，弘一大师第二次来到伏龙寺。他这次在伏龙寺，与学生刘质平共处的时间较长，并写下了他平生最重要的一些书法作品。刘质平曾著文曰：“壬申（1932年），在镇海龙山伏龙寺，先师曾对余言：‘每次写对都是被动，应酬作品，似少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