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丰子恺认为：“……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按照丰子恺的认识，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于“脚力大”者对人生追求的自然渐进，是一种人格的完满和升华。丰子恺还认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之所以说丰子恺的论断是比较符合李叔同性格发展的趋势，这倒不是将丰子恺的观点视为评判艺术与宗教的真理，而是说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弘一大师这个个体较为贴近实际。以下分几个层面展开分析：
首先，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他强调“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见丰子恺《先器识而后文艺》），用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中的话说：“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丰子恺又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育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出家后的李叔同仍是如此。他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中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是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