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由于7月11日是学校放暑假的的第一天，经亨颐在记完这一天的日记后便没有续记下去，直到10月17日他才重新开始写日记。人们现在对李叔同出家时学校里的情况不得而知，若经亨颐当时在学校里，并继续写日记的话，那就一定能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史料了。比如，现在人们对李叔同出家当天是谁送行的有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来自两种不同的资料。一是啸月在《弘一大师永怀录·传三》中所说，李叔同离校那天谢绝了其他人的送行，只带着替他挑行李的校工闻玉同往；二是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当时是由他和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送行的。
人格圆满说
至于李叔同的出家原因，这是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研究界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就李叔同的出家而言，不仅仅现今是人们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当时也是社会上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叔同本人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讲述了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可谓十分详尽。但他并没有道明其在主观上的原因。这就引得众人诸说频出，可谓竭尽钻研之能事。我个人认为，除非发现李叔同本人的“供词”，否则其“研究”结果不是徒劳的，就是不完整的。反之，若不对李叔同的出家作出较为可信的解释，就像对待历史上许多高僧一样——人们并未要求一定要回答他们是为何出家的——这似乎也不行。因为李叔同毕竟是李叔同，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今人有对他出家作出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的要求。就我的本意而言，李叔同是一个个体，
沈本千作《弘一大师云游图》他出家的真正原因也只有他这个“个体”才最清楚。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对一个时代中出现的某种社会思潮作出解释，可以就近代中国历史上某一类知识分子的信仰作出历史的诠释。但这都是针对某一种思潮、某一个群体而言的，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一个个体，更况且人除了社会性外，还有其自然性。所以，我们只要弄清楚他出家的客观经过就可以了。但我若果真如此处理问题，读者或许不会同意。这样说来，我只能就自己的一种倾向性的认识作一阐述，并与读者商讨。
我倾向于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也可以叫作“人格圆满说”。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为厦门佛学会作过一次题为《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丰子恺说：“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为何这样说呢？丰子恺接着发表了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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