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用人，实际上存在着“任子”制度。安帝时下了一个命令，让公、卿、校尉、尚书的儿子做郎。这样，做了大官的世家豪族，就有世代做官的权利。那时公开选拔的办法，是察举征辟。所谓察举，也是要经过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的评议，他们认为符合儒家名节、孝义标准的人，才能被推举出来担任要职。操纵察举的豪强，以钱多为贤，以势大为上。有钱的可以出钱买爵，有势的可以仗势做官。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只会空发议论，没有一点治国的才能。
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
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出于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曹操举出具体事例来说明他自己对贤才的认识和使用。他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春秋时鲁大夫孟公绰是个廉土，要是让他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其才干是绰绰有余的，但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原因很简单，适合做大国贵族家臣的，不一定适合做小国的大夫。因为小国的大夫位高权重，非有应付大国的才能不可。这说明因材授任，廉士不一定就有应变之才。曹操针对当时在选用人才上崇尚“节俭”而走向极端的现象，提出如果必须首先是廉士而后可用，那么齐桓公当年就不能建立霸业。因为辅佐桓公创建霸业的管仲，就是一位富商大贾，而不是个廉士。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
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曹操起用了大量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他手下第一位谋士荀彧，祖父、父亲、叔父原来都是一般百姓，妻子也是宦官的女儿，公元191年，荀彧投靠曹操时，只是个县令，曹操却马上把他提为司马。建都许昌后，曹操自己出征时，就把中央大权都交给荀彧。汉末的官制，秘书监是掌管机密的，历代都是用最受信任的人充任这个职务。但曹操却用了不是名门大族的刘放、孙资。曹操身边的其它文武大员，如荀攸、郭嘉、满宠、张辽、仓慈、徐晃、庞惠(德)、张既，都是出身寒族地主或一般官吏，因为有功，被曹操提拔起来的。
曹操也不是一概排斥豪强出身的人，如果能为统一事业出力，曹操也能重用他们。他手下有好多大将，如许褚、李典等，原来都是豪强。但许褚投靠曹操后，把自己门下一批侠客，都给了曹操作卫士，成了有名的“虎士”。李典投靠曹操后，也放弃了在家乡的地盘，把家族都迁到了许都。他们在战争中，都立下了很多战功。曹操也很信任他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