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思想涉及到许多方面。他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他虽表示不信仙佛，但自从接触王守仁心学后，思想有所转变，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他分析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假事、假理、假言、假语，而逐渐失却童心；“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他力主批判假言假语、假人假理。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这个观点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公安派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非礼勿视”、“男女授受不亲”是当时社会的准则，一个男子与已婚女性的交往是人伦大防。但李贽却视名教如无物。他在麻城削发为僧后，曾带领僧众到一个寡妇的卧室去化缘，他不仅仅以衲子身份与上层社会的女性来往，更收了其中一名孀妇为女弟子，来往通信，讨论佛法，甚至将这些讨论编辑成《观音问》，刊刻发行，竭力赞颂她们的才能。
他这种行径，自然遭到了传统士人的猛烈抨击，当时的礼部给事郎中张问达给万历帝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日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最终，李贽的性命就断送在这道奏折上了。
造成李贽这种狂狷气质的原因有多种，但究其根本，应当是社会的变革、信仰的崩溃和陆王心学的内在要求。面对“大礼议”和“国本之争”的纷争，面对张居正的专权和专权后的党争，士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操守在瞬间不知何去何从。陷于党争之中的人，要么放弃原则与操守，要么做一个毫无生气的人，此时，儒家的经世济国思想不敌仕途的风险，或作名士，或作隐士，也就成了文人放浪形骸的选择。这种选择，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乱世之中，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就是全身之法，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自我气节的持守是正直之士对朝局的不满的表达。李贽在这种境遇下由儒入禅，正是随缘任运，但遁迹入山后的徘徊入世，则是士行操守对他的内在要求。这种心理矛盾，也就造就了他的超越放达。
李贽愤怒于理学的杀人本质，希望能为世人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使天下人能够做回自我，体现本色，但生长在理学根深蒂固的晚明时期，已无法有任何作为。当他的愤怒不知如何表达时，他只能用佯装的声色，用狷介的行为偏激着。即使在他的后来，还有着公安三袁对性灵的追求，但只能称之为最后的绝唱了。李贽的理想，在愈演愈烈的狂放颓废的表演中，泯然无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