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资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他还论述水旱、雷电、日食、月石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责，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正确结论。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为了批判“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错误观点，王充在《论死》篇中除正面说明无鬼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那就会“一步一鬼”，到处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见到一两个鬼呢？这种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唯物主义先验论。他写下《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驳圣人能“前知岁月，后知万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
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着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的，他终日不言。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经常与长官意见不合，他自动辞去了官职。面对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伪书俗文的虚妄，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幽居独处，闭门潜思，断绝一切礼节性的往来，专心致志地著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不幸遭际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不屈的战斗精神、求实的态度和发展哲学理论上的毅力，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王充的晚年是非常凄苦的，孤独无靠，贫无供养，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公元90年至91年间，六十四五岁的王充，仍精力充沛地写了《养性》一书。因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久，于是又着手将自己历年写下的一百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王充说，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朝、汉代，“幼老生死古今”全都涉及到了。王充认为，这部书用圣人的道理作为评论是非的准则，从博通古今的人那里找依据来剖析事理，就象用秤称物品那样公平，又如拿镜子照东西那样清楚。这大概就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论衡”的原因。这部书的序言，就是王充临死前写的《自纪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