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锁海先生在其大作《碧螺春》完稿后，赐我先读，并嘱为之写序。当时手头正赶一篇文章，我回他“写序不敢，但大作一定抽空拜读”。今天偶空，践诺从案头翻出唐先生所付手稿，奉读几句以后，竟喜不释手，一气诵完。如果说接稿时我对写不写序还有犹豫的话，在浏览全文之后，特受启发，感触良多，脑子里引出一大串话要说。于是，接受唐先生雅意，在本书文前把感受最深和想到要补充的几点，信手写下，不能算序，就权作前言吧。
“碧螺春”是我国声播海内且驰誉世界的历史名茶。此茶出在苏州，我们就先概略地谈点苏州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苏州有人类生息的历史，据现在的考古资料，最早可上溯到太湖三山岛距今已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三山文化”，其遗址便是鉴证。至于新石器时代，即以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发现的草鞋山村落遗址等文化为例，就包括有距今约七千年的马家滨文化，五六千年的崧泽文化，以及三千五百到四千多年的良渚文化等三个文化序列。它们年代相接，层位相叠，于陆种稻，于水捕鱼，于畜有猪，清楚显示了苏州与中原和其他一些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不同特征和丰富文化内涵。
以上是苏州史前文化，进入文明以后的发展又怎样呢？相传苏州是在中原商朝末年，由西部周族古公父的两个儿子——太伯、仲雍南奔江南，在梅里（今江苏无锡梅村）被土著拥戴为君，才建立勾吴国的。到春秋时，吴国逐渐强大起来，至吴王阖闾时，他下令在今苏州筑城建宫，迁都于斯，这也是苏州有城之始。但其名史籍上还不称苏州，叫“阖闾城”。后吴为越亡，越又为楚所灭，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秦在阖闾城建立吴县，隶属会稽郡；阖闾城同为郡治和吴县县治。南朝陈时，吴县脱离会稽，改县为州，这时的阖闾城也就变成了吴州城。隋开皇初年，又改吴州名苏州，唐因隋制，直到这时也才真正有苏州之名。入宋苏州改平江府，元为平江路，明、清复为苏州府治。由宋至清，苏州既是府治，也是吴县和由此及彼吴县管置的其他新县的县治。到民国后，废府罢州，苏州虽仍为吴县县署的所在地，但其名已完全与州府无关，纯粹是作为城名或历史地名而存在了。
为什么用这么多篇幅来专门介绍苏州的史前文化和历史建制沿革呢？我一是想借此谈谈我对唐锁海先生治学态度的赞赏，二来为使大家对文中提及的不同苏州地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时空概念。
我看过本书初稿最感动的一点，是唐先生所写的内容，历史事实是怎样，就怎样，不标新立异，不随便乱写。近年茶文化界，我感到有股倾向，即对饮茶、茶文化的起源，愈说愈早，你早我更早，似有互相“竞早比先”的势头。如前几年，我在香港《明报·城市新语》的专栏中，看到一篇美籍华裔学者写的批驳《浙江茶文化史话》中“河姆渡有茶文化”的短文。我没有看过这本原书，据《明报》文中称，该书提出“浙江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开始饮茶。”这还不算离奇，如与去年新出的有些论著，如拿云南《民族茶文化》刊登的《中国原始茶道审美文化探微》来比，就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后者把我国的茶道又创立或划出一个新的“原始茶道”，并且将所谓“原始茶道”，又划分为“热饮”（笔者据文义添加）和“生嚼”前后二个阶段。声称云南是茶树原产中心，也是我国人类直系先祖腊玛古猿和最早猿人元谋猿人的发现地。天、地、人、茶，于此就“结下了盖世天缘”；其演化出来的“ 邃古原始茶道”，即是由距今八百万年腊玛古猿开始至一百七十万年元谋猿人发明用火以前的最早“生嚼文化”阶段，以及一百七十万年以后元谋猿人至我国历史时期有文字饮茶记载为止开始熟吃的“原始火塘茶道文化”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古猿生嚼茶叶也有“道”，也能称“茶文化”？真是荒哉谬矣。
就是这些个别做茶文章的文化人，他们不实而论，信口乱说，完全凭主观想像，把我国饮茶和茶文化的历史，追溯到悠远的洪荒年代。他们这样卖弄文采，不知又迷惑为难了后来多少需要这方面真实知识的人。当唐锁海先生接受约稿，还未动笔时，他的友人就劝他：“浙江人说他们河姆渡文化时就饮茶，最近更有人将之推到传说的‘有巢氏’和‘燧人氏’时代，苏州的茶文历史，是不是不拘泥于文献记载，也推前到‘三山文化’？至少提前到和浙江同一起步线上”。唐锁海不为所动，他回答说：“历史不得虚假，我只能也只会照实说。”他把苏州种茶的历史，定位在唐代。
唐锁海先生的坚持是对的，苏州和宁绍平原上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古时水患频繁，受第四纪冰川影响，都不是茶树的原始分布区，茶树也不可能是这一带的原始栽培作物，种茶和饮茶只能是在这里建立国家以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所以，唐先生不但史前、秦汉、三国、两晋巴蜀饮茶、茶文化也均较兴盛之时，他无资料也不说，一直到陆羽《茶经》“苏州长洲县（即原吴县）生洞庭山”，有了明确的记载，他在把苏州和碧螺春茶的源和根，定在了“唐朝”。河姆渡乃至现在浙江省，其茶业和茶文化的出现和形成过程，当只会大致和历史上江南基本同步或相差不多，而绝不可能较早和早到有四五千年之差。
江南包括整个浙江，史前人类文化遗址不少，春秋时吴越两国先是如《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说，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至夫差时，曾迫使晋公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后来越国灭吴以后，勾践也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薛城），俱成霸业。但是，直至西汉，《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称：“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虽无饥馑之患，也“无积聚而多贫”。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眼里，包括苏州和河姆渡的楚越之地，还是生产粗放，经济落后的化外之区。这时南方经济、文化之所以落后于中原，不是自然环境条件的关系，主要的如司马迁所说，是“地广人稀”的原因。以吴县的人口为例，据闻立鼎研究，秦初吴县属会稽郡，吴县的人口，才一万多户，经秦末战乱，西汉初年减少到不满一万户，东汉会稽郡分置吴郡后，吴县人口有所增加，也未到二万户。江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主要是经过汉末和晋末北方两次社会大动乱，北方人口的大批南迁，通过北方流民带来的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大量财富和大批劳力的充实，至东晋和南朝时，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如南北朝《宋书》载：“自晋氏迁流，……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社会面貌和汉以前，就明显大变样。据拙编《太湖地区农业史稿》所说，至南朝后期，太湖地区特别是苏州的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便已达到和接近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进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