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定下“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下臣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宿敌，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他希望唐太宗能够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此两点息息相关。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归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