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制造”在富国中引起了恐惧，这不由得使人们想到上个世纪初的“德国制造”，50和60年代的“日本制造”，以及70和80年代的“台湾制造”，它们都引起过同样的恐惧。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相继起飞，每次都使世界经济驶入强烈的涡流区，每次都在老成员中引发了复兴保护主义的愿望。这些冲突将迫使俱乐部的新、老成员都要做出重大调整：老工业国必须接受现实，把部分工作交给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它们自己则需要开辟新的产业活动。如同一些爱好音乐的经济学家所言，老工业化国家提高了自己的音阶。一旦经过痛苦的重组时期，驶出涡流区以后，新、老成员会发现最后的结果还都不错，它们可以共同从富国俱乐部的扩大获利。世界经济将是一个让所有的参加者都能赚钱、或者说可以实现共赢的游戏。
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
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第二个要素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从1978年进入起飞跑道开始，中国经历了三个重大转变，这与其他先行者的发展进程大不相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还执行着中央计划经济，农业占据主体，而且完全自我封闭。邓小平先生则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工业大国，而且实行对外开放。他同时发动了由国家主导到市场主导、由农业到工业、由自给自足到依靠世界市场的三场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