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杉矶飞回芝加哥时我的皮包里躺着刚刚与麦当劳兄弟签署的合同，而我永远也忘不了发生在1954年的这一天，这真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呀！按说已算得上是生意场上的老兵了，但我仍然为这一新的战机的出现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尽管我年已五十有二，身患糖尿病和风湿性关节炎，胆囊及大部分甲状腺被摘除，但我相信前途一片光明，我依然年青、依然在成长，我此时的心态比这架飞机还要高。天空中晌晴薄日，万里无云，蔚蓝的天空一望无际；鸟闞大地，波浪般绵延起伏的山峦从克罗拉多河直奔密支根湖。然而当我们就要在芝加哥降落时，天气忽然转坏，天空变得灰暗而恐怖，不知那是否是预示我前途多劫、充满荆棘的征兆。
我的思绪随着穿过云层徐徐下降的飞机，不禁渐渐融入夜幕下芝加哥的那片大街小巷之中；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半个世纪。
我于1902年出生在芝加哥西部近郊的橡树园。父亲路易斯·克洛克是西部联盟的成员，他年仅十二岁、只读完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工作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打下了一定基础。父亲决定要供我读书到高中毕业，但我想我不是读书的料。弟弟鲍博小我三岁半，他之后五年我们又有了妹妹劳蕊，弟弟和妹妹都是愿意读书的人。鲍博现在是教授、医学研究员，他和我没有任何共同点，多年来我们发现彼此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
我的妈妈柔丝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她把家布置得整洁异常、井井有条，而我的外婆更是嗜洁如癖。我永远也忘不了外婆的厨房，地板上整个星期都铺着报纸，到周六又要将旧报纸揭去，将本来干净得如同修女的头巾一样的地板用带有肥皂水的热蒸汽全面喷刷一遍，然后再铺上新的报纸。这是外婆从波西米亚带来的旧传统，她改不了了。妈妈要靠教授钢琴补贴家用，因此她希望我可以帮助她做家务活儿。我帮妈妈扫地、铺床、做清洁卫生，不仅根本不介意做这些事，反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我童年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参与大人的活动的，但我从未感到孤独。父亲是一个合唱团的成员，大人们经常在我家聚会。当他们来我家唱歌时，妈妈在楼下给他们弹钢琴伴奏，我和弟弟就躲在楼上自己玩儿。每当音乐一停下来，我们就会立刻放下手中的游戏冲进缝纫房。缝纫房的楼下就是厨房（当时还没有中央空调，楼上房间的地板上有一个可以拉开盖板的通风孔，这样一来楼下的热空气就可以升上来温暖楼上的房间），我拉开通风孔的盖板，妈妈就会把一个带长把儿的托盘举上来，盘子里放着她做的点心。看到妈妈假装在躲开其他大人，偷运食品给我们，我的感觉非常兴奋，就像在探险一样。
我小的时候读书从来都不好，觉得书本太枯燥，而我喜欢行动。我还喜欢长时间的思考，设想各种情况发生时我应该如何处理。妈妈有时会问我，“雷蒙，你在干什么呢”？我通常回答说，“没干什么，想事儿呢”。妈妈就会说我又在白日做梦，并会说“梦想家丹尼又来了”。
他们总是叫我“梦想家丹尼”，甚至后来我上高中了也还是被这样称呼，因为我经常会想一些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从不认为幻想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因为我所有的幻想都或多或少地被付之以行动。例如我想开一个卖柠檬水的摊点，没过多久我就真的开了，而且我工作得非常努力，卖了不少柠檬水。还是在高中阶段，我就打过很多份工，例如暑假期间在日用杂品店打工，或是在我叔叔的食品店工作，我还和两个朋友一起开过一个很小的唱片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干点什么。如果把人生比作汉堡包，则工作对我来说就像汉堡包里的肉一样必不可少。人们常说，只会工作不会玩儿的人是傻蛋，我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工作对我来说就是玩儿，我从工作中得到的乐趣一点也不比从打棒球中得到的乐趣少。
当然，在我的童年时代，棒球真的是一项全国性的娱乐活动，而我家后面那条街里的比赛对我来说已经算得上是大赛事了。我爸爸就是一个棒球迷，我七岁起他就带我去老西区的球场看芝加哥幼狐队的比赛了。爸爸和我同属一个球迷阵营，而且他同著名球员庭克是朋友，这使我在小伙伴们中很有面子，我知道所有球员的战术特长，甚至他们的鞋子是多少码。当年街区里的小伙伴们常常为跟棒球有关的事争论，他们谁也争不过我。我们曾经用许多土办法制作棒球、球棍，甚至用垃圾桶的盖子当作棒球的垒来比赛。回忆童年时代我们激烈的比赛和有关棒球的争论，对我来说真是一件无比甜蜜的事。令我最沮丧的事就是有时正当比赛激烈进行时，妈妈却站在后门口大声向我喊：“雷蒙，该回来练琴了。”这时候其他的小伙伴们就会一齐起哄，并模仿她的声音来嘲笑我，而我这个平时在人前非常自负的“棒球专家”却垂头丧气地一边回应着“我来了”，一边拖着脚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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