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尼拉的社交生活非常热闹，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试图用工作来隐藏孤独的人，他假装家人不在身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分离对艾克来说，要比对玛米更困难。在他们分别的日子里，他一直很悲伤，５年以后，这段记忆依然非常清晰———他在给一位即将到菲律宾的朋友的信中说：“不得不和家人分离那么长的时间。我独自在那儿待了一年，我很不喜欢这样。”
当艾森豪威尔不在的时候，他的朋友杰罗既扮演了约翰的临时父亲的角色，也成为玛米的守护天使。虽然很思念艾克，但是玛米更喜欢华盛顿的社交生活。１９３５年圣诞节，玛米几乎整晚都不在家，她经常出现在社交场所。“毫无疑问，有关玛米明显的独立性和足智多谋的消息，通过某种途径传到了马尼拉。”她的孙女写道。
艾克不经常给玛米写信，玛米的怀疑开始增多。对玛米拒绝陪伴他的不满，在信中已经变得很明显了，这些信情绪低沉，完全没有他往日的欢乐语气。对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够全家重聚，这些信也是含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流逝，玛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还像他走的时候一样介意”。
有一段时间，她认为菲律宾对艾克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催他返回美国。虽然在１９３６年做过一次扁桃体切除手术，并拔了一颗牙，但艾森豪威尔以前的那些健康问题并没有发作。玛米只能向父母倾诉她的恐惧和挫折，她对他们说“艾克在热带地区总是不舒服”，她怀疑她和约翰是否应该去和他团聚，“虽然我认为，他对此并不热心”。最后，在１９３６年夏天，玛米只好面对这个事实：他无法缩短在菲律宾的任职，“如果她想保持和艾克的婚姻”，她就必须去马尼拉。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他们在马尼拉重新团聚了，气氛是很冷淡的。艾克的皮肤晒成了褐色，看起来很健康，而玛米和约翰穿着白色热带亚麻套装，戴着时髦的巴拿马帽子。当艾森豪威尔摘下帽子来拥抱玛米时，玛米发现他的头光秃秃地发亮，好像一个球似的。他解释说头发必须剃掉，因为这里极端炎热和潮湿。虽然玛米最初看到他这个模样时很紧张，但后来她开玩笑说，她丈夫本来也没多少头发可剃。
玛米发现，这里的炎热、潮湿和漫长的雨季，都令她想起在巴拿马的不愉快的经历。不过，与他们以前的居住条件相比，他们在马尼拉酒店的住房相当豪华。但他们的住房里没有空调———而麦克阿瑟的住房里却安了一台，所以他们只能在夏季的酷热中熬着。有时候，当艾克返回公寓吃午饭时，两个人经常是穿着睡衣吃。
他们的重聚又一次揭开了来菲律宾任职的旧伤疤。据艾森豪威尔家族的一个传说，有一次，当艾森豪威尔刻薄地说他现在有了离婚的理由时———间接地暗示在他不在期间，玛米在华盛顿的社交活动———两人之间的愤怒和不满的潜流几乎立刻沸腾了。反过来，当玛米得知艾克经常和一位海军军官的妻子打高尔夫球时，也是同样地不快和嫉妒。
艾森豪威尔家惟一真正高兴的人是约翰，他对菲律宾的记忆完全是愉快的。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一所位于吕宋岛群山之间的旅游胜地———碧瑶的私立圣公会学校上学，他在那里找到了女友，而且爱好打网球，学习也很出色，他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年轻人。虽然艾克很少见到儿子，但是他们的相见并不总像约翰设想的那样。有一次，约翰回家时带了一只白色的鹦鹉，这是一位菲律宾军官送给他的礼物。约翰给这只鹦鹉起名为奥斯瓦尔德，但是旅途上这只鸟弄得很脏，味道很难闻。当他的父亲第一次看到这只鸟时，不禁大发雷霆。“爸爸很少发脾气，即便发火，也很快就会恢复。但是当他真的发火时，也是很吓人的。这一次他发火的程度前所未有。他大吼：‘我最讨厌的就是鹦鹉和猴子！’”约翰暗自庆幸，好在因为没有地方，没把猴子带回来。接下来的事情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艾克“诅咒所有会飞的、带羽毛的东西以及鸟的子孙”。玛米悄悄为奥斯瓦尔德找了一个新家，才使事情平息下来。
最终玛米克服了她对菲律宾的厌恶，开始过得比较愉快了，有一次还批评她的父母说，不要再抱怨她在菲律宾待这么久了，她说，“我知道我犯了多少错误，现在是我来弥补的时候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马尼拉的社交生活很像２０年代的巴黎。在这个世界上享乐主义氛围最浓的城市里，性交易和其他一些丑恶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超然物外，倾向于在自己人内部交往。然而，玛米却认为马尼拉是她去过的“举办聚会的最好地方”。实际上，每天都有某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从玩扑克、打麻将、打桥牌到优雅的马球比赛、到陆海军俱乐部吃饭。“啊，社交生活非常棒。”她回忆说。
艾克和玛米经常受到奎松的邀请，到马拉卡扬宫参加精美的正式晚宴。随着艾森豪威尔和奎松的友谊逐渐加深，有时他们两人会一起去钓鱼或玩桥牌。有时，艾森豪威尔会和男人们在总统的游艇上度周末，在那里，他是奎松首选的桥牌伙伴。艾克经常去只有男人参加的聚会或者菲律宾的训练营地，这使玛米感到孤独，特别想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