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春天，艾森豪威尔开始为新的副参谋长弗里德里克·佩恩工作。佩恩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艾森豪威尔描述他是“一位老派的共和党人。反对禁酒……常识丰富，非常精明。”艾森豪威尔已经建立起一个能干军官的名声，虽然他的工作繁多而且不讨好，但是能干的名声给他赢得了宝贵的认可。在完成动员研究后，艾森豪威尔为佩恩和陆军部长帕特里克·Ｊ．赫尔利写发言稿，起草信件和备忘录，为他们提供建议，而且越来越频繁。实际上重要的东西几乎都是艾森豪威尔写的。当他在佩恩和莫斯利手下的任期结束以后，艾森豪威尔已经成为任何动员问题的专家。“他对于供应的了解从工厂开始，知道生产每一件东西———从轰炸机到餐具所需的工时。”
在华盛顿的岁月里，艾森豪威尔最大的资产就是他的笔。麦克阿瑟或者副参谋长办公室所提出的任何实质性内容，不论是演讲、信件、报告还是参谋论文，实际都是艾森豪威尔主笔。尽管参谋工作很枯燥，但艾森豪威尔处在一个恰当时间和地点，正好处于美国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战争政策的最前沿，这一经历使他在二战中受益匪浅。尽管他只是参谋部的一名低级军官，地位不高。虽然参谋部在国会山上很不受欢迎，但是，在遇到和陆军部有关的问题时，众议员和参议员们还是习惯于直接找艾森豪威尔。
在操纵和利用官僚机构上，艾森豪威尔是无可匹敌的。他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洞察力，彻底地了解如何才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军队和政界高层的丛林里生存下去。然而，艾森豪威尔“有能力”的名声来之不易。他的Ａ型性格，火暴的脾气和无情的高强度工作对他的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当时所拍摄的一些照片反映出他身体明显不健康。他远非精力充沛，他治疗过的多种疾病包括：左肩滑囊炎，急性肠炎，受伤膝盖的经常疼痛，最糟的是严重的背疼，他的视力也因长时间的案头工作而受到了影响，他的处方正在增加。
在１９３１年，他“最近注意到身体内部的许多毛病”，“有一种跟疟疾差不多的疾病已经折磨我五六年了”。这使医生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没发现我身体有什么毛病”。虽然背疼干扰了他的工作，有时甚至是严重打断了他的工作，但是他只是向医生抱怨而已。到１９３２年，他的背疼开始反复发作，继续使他烦恼，甚至连医生也无法确诊究竟是什么问题，也无法缓解他的疼痛。在华盛顿的岁月中，他的健康问题继续折磨他，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的病主要是因为上司为了利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参谋工作能力、清晰的思维和杰出的写作才能，使他负担过重。他们都会说“让艾森豪威尔去做”，其结果就是额外的数小时苦功。
他每周工作６天，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每次当玛米抗议他工作太努力，或者提醒他别人都不这样时，艾森豪威尔都不听，有时甚至在聚会时也不管客人，自己躲到卧室里完成晚间工作。
玛米记得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华盛顿“是一座过度发展的城市，在那里，公共汽车票价还是５分钱……我经常看见参议员和所有的大使都站在路边等电车。没有人想过坐出租车”。艾森豪威尔夫妇被迫增加社交的频率，有时甚至一晚上４次。艾克和玛米愿意遵守社交礼仪，当时的礼节是接受了别人的晚宴邀请，就要很快回请。有一次，他们必须在豪华的威拉德酒店，用铺满鲜花的酒宴回请帕特里克·赫尔利和他的妻子。那一晚的花销几乎使艾森豪威尔家破产。为了省钱，艾森豪威尔总是等到圣诞前夜，圣诞树的价格便宜了才去买。他和约翰把树运回家里，自己装饰。
许多年来，看着那些经济上比较成功的人享受美好生活，艾森豪威尔也染上了一些奢侈的嗜好，但是他每个月只有３９１块钱的收入，因此这些嗜好受到了玛米的严格管束。钱总是不够花。“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她回忆说，“我每周给艾克５块钱，用来坐车和吃饭。”如果攒够了现金，能买雪茄或者刮胡子的刀片，艾森豪威尔就会很高兴。
对艾森豪威尔家在３０年代的生活的最好描述就是：上流社会，贫穷中的悠闲。在华盛顿工作的军事人员通常穿便装，保持低调。有了在圣安东尼奥（把艾克的衣服卖了）的惨痛教训以后，玛米已经保管起丈夫的军装，为他买各种便服。
华盛顿生活中最好的一面，就是米尔顿和德怀特以及他们妻子之间的交往。两对夫妇已经变得不可分离，每周都要在一起聚会３到４次，通常是一起打桥牌。米尔顿在农业部的事业继续上升，而在陆军部，艾克的名字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虽然是一位优秀的参谋，但是艾森豪威尔对这项工作从来没有满意过。一名职业军人的最高愿望是得到指挥权；如果退而求其次，也得在部队中任职。艾森豪威尔也不例外，但是陆军部的最高委员会已经把他看做一个有希望的参谋，他没机会在３０年代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玛米只能安慰受到挫折的丈夫。“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参谋军官，这使他非常苦恼，因为他想成为一名战斗人员。”随着艾森豪威尔的声望越来越高，他到部队任职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