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９２０年国防法案颁布以来，军队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发展和保持战争计划，但这一愿望此时遇到了阻力，其中大部分障碍来自于政府内部。没有人对被嘲笑为“军国主义”的东西感兴趣。处于“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情绪之中的美国，人们普遍认为下次战争———如果真有下次战争的话———只能发生在美国本土受到直接入侵的时刻。但这种前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于政府不愿意提供必要的战略指导，陆军的计划制定者难以制定出有意义的计划。“政治”和“军事”应该分开考虑，这种美国独有的想法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代达到了顶峰……陆军领袖们经常抱怨他们是在真空中制定军事计划：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害怕背上“军国主义”的恶名，拒绝参加联合制定计划的工作。
１９３０年，和平主义的情绪促使国会成立了一个级别很高的战争政策委员会，它的任务不仅是为政府制定战时计划，还要制定防止奸商利用战争牟取暴利的方针。陆军部长帕特里克·Ｊ．赫尔利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其成员由参议员、众议员和内阁官员组成。引起争议的是，某些委员会成员建议通过没收私人财产用于战争生产，来阻止奸商谋取不正当利益。理想主义和和平主义也得到了某些退伍老兵组织和那些厌恶战争、要求结束猖獗地利用战争牟利的人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写道，和平派“坚持认为，容忍战争的可能性更可能使战争爆发，助长我国人民的‘战争思维’”。
艾森豪威尔得到任命，和这个委员会一起工作。他说自己是“一个秘书，只管‘干活儿’，却没有官方的任命和授权”。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官方正式任命的执行秘书是罗伯特·Ｈ．蒙哥马利，一位纽约的律师，在一战时曾任参谋部的陆军军官。蒙哥马利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执行秘书，他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实际都由艾森豪威尔监督，他才是真正的执行秘书。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查尔斯·Ｐ．萨默罗尔结束了在陆军中饱受争议的职务，被新任参谋长麦克阿瑟取代。作为陆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谋长，在阴沉的萨默罗尔之后，麦克阿瑟像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办公室。麦克阿瑟带来了大量合理的想法，真正为陆军的战争准备而努力，即使没有资金来实施他也善于接受新的创造。麦克阿瑟最初的动作之一，是结束前任引起的争论。
麦克阿瑟承担了向委员会提交陆军部所谓的秘密动员计划的任务（但这项计划一直没有制定出来）。计划必须被制定出来，而这项任务———困难，而且要求制定者对美国经济如何运转，以及如何在战时利用关键工业有彻底的了解———交给了莫斯利和艾森豪威尔，他们提交了一份议题广泛的文件，包括价格控制、义务兵役和控制民用工业的必要手段。作为主要作者，艾森豪威尔像往常一样，精力十足地研究战争动员，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详细分析了这些问题，并给出了解决办法。那些向麦克阿瑟寻求建议的人，都得看看艾森豪威尔是怎么说的。
艾森豪威尔和军队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在一个最糟糕的时刻为国家作战争准备。经济处于谷底，商业混乱、公司破产，在陆军部以外几乎没有人关心军事准备。最糟糕的是，每个人都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而陆军部内部的氛围，也使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更加困难，争吵和对立普遍存在，至少有一派人威胁要停止这项工作。
艾森豪威尔跑遍了美国，到处参观工厂，和一些工业界的领袖人物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主席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经理。艾森豪威尔试图引起美国商人对战时生产、运输和战略物资的控制等问题的兴趣，但却毫无效果。经济的不景气，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所遇到的这些人都不相信未来会爆发战争，使他的工作更加困难。不过，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的经历仍然使他成为研究战争动员问题的先驱。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工作十分富有成效，对麦克阿瑟提拔莫斯利担任副参谋长的决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麦克阿瑟于１９３１年５月提交给战争政策委员会的２４页政策陈述中，艾森豪威尔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花了10天才把报告准备好。”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陆军部认为，正如我们的第一位总统所言，合理的国防准备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任何交战国家的目标都是胜利，迅速而彻底的胜利。”
胡佛政府对委员会的工作只是口头表示同意。胡佛本人并不赞同委员会的工作，他甚至根本就没看这份报告。艾森豪威尔回忆：“据总统的一位秘书说，总统太忙，没工夫看这种胡言乱语。‘政府不打算考虑未来的战争，也不准备在未来发动战争。’”１９３２年，艾森豪威尔代表陆军部，参加了国会对参议员霍伊特·范登堡违反价格法、在战时非法牟利一案的审理，并参与起草了国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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