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９年春天，艾森豪威尔带着玛米和约翰开始了战场旅行。对玛米而言，这是一次有趣但也令人恶心的经历，她看到了战争最丑恶的一面，也看到了人类肮脏的一面。以前，这对一个来自外部世界的游客而言是陌生的。艾森豪威尔带着约翰和霍肯的儿子波参观凡尔登战场，留下了永难忘记的印象，１９１６年，１００多万人在这场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中被杀死。一排排白色十字架的景象已经刻在了６岁的约翰心中，他记得凡尔登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像地狱一样阴森可怖。即使到了１９２９年，它的恐怖仍然非常明显。死亡的气息依然笼罩在一些纪念地点，如贝尔尼特战壕。在杜瓦蒙特堡外面，约翰和他的朋友看见一个咧嘴笑的骷髅，嘴里只有一颗牙还在。使艾森豪威尔大感烦恼的是，两个孩子突然急着要去公共盥洗室。约翰开始踢一个形状像菠萝的东西，实际那是一个手雷，好在被司机制止了，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约翰记得，“法国农民被放了１０年之久的手雷和炮弹炸成碎片的事，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凡尔登的经历似乎使艾森豪威尔更加悲观，从跟福克斯·康纳学习的时候起，他就相信，美国总有一天还要卷入一场如此不幸的战争中。
到１９２９年６月，他的战场考察工作结束了，艾森豪威尔想请假游览一下欧洲的风光。艾森豪威尔开着私家轿车，一家３口人一起参观了法国的里维埃拉、圣瑞莫和意大利，但是旅行刚刚开始，就因约翰咳嗽不止而结束。在同一个月，艾森豪威尔也在巴黎的美国医院住了３天，因为他被诊断出患有大肠堵塞，这源于他在巴拿马时得的变形虫性痢疾。
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任职即将在１９２９年９月结束。在返回华盛顿之前，他又请了一次假。在８月末，艾森豪威尔、玛米和一位朋友———也是同事的威廉·Ｒ．格鲁伯少校及妻子海伦开始了１７天的愉快旅行。他们游览了比利时、德国，最后去了瑞士。他们对德国和德国人民的印象很好。艾森豪威尔特别欣赏德国饭菜的简朴，回忆说他的祖先就住在附近。艾森豪威尔写道：“离开比利时进入德国以后，我们似乎都非常兴奋，也许是因为我和比尔的根都在这个国家的缘故……我们喜欢德国！”
与他最初对这项任命的厌恶不同，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岁月，特别是１９２９年的夏天，是艾克和玛米一生中最悠闲、最放松的时候。惟一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是，他必须在普莱斯少校的监督下工作。在公开场合，两人都很热情，很尊敬对方，虽然艾森豪威尔从未公开提起他和普莱斯之间的关系不好，但是在日记里，他写道，普莱斯是个“老古板，而我没能成功地掩饰对他某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想法和做法的不耐烦”。后来，虽然善于运用外交手腕成了他的标志，但是在其事业的这个阶段，艾森豪威尔倾向于强硬地表达观点。在给普莱斯的信和报告中，艾森豪威尔坦率地批评了委员会在法国的工作；虽然每次艾森豪威尔都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和建议，但是很明显，这样做是不受欢迎的。
艾森豪威尔在委员会的工作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结束了。因为个性的不同以及被人嫉妒，一个军官不免和上司发生冲突。艾森豪威尔也不例外。１９１４年的西点毕业生普莱斯感觉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威胁，后者的工作效率太高了。艾森豪威尔没有拒绝去陆军大学，后来又想离开作战纪念委员会，这些事都得罪了普莱斯。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他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考绩报告中给他的评价是“优秀”或者“优异”。然而到了最后一份考绩报告时，普莱斯却认为艾森豪威尔在法国的工作只能算是“令人满意”。虽然“艾森豪威尔是个有才华的优秀军官”，但是普莱斯认为他“并不特别善于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家庭有时候也影响了他的工作效率，很难适应在法国的环境”。没有任何事实来支持普莱斯的论断，但这就是军队的方式，给予艾森豪威尔的这种含糊不清的论断，常常给一位军官的记录留下永久的污点。幸运的是，普莱斯的可怜的评价并没有影响艾森豪威尔的事业。
在法国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艾森豪威尔一家在１９２９年９月中旬出发返回美国。这次离开和一年前他们独自到达法国可是大不一样了。在巴黎的美国人社区里，艾森豪威尔夫妇是最受欢迎的一对，“艾森豪威尔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起在圣拉扎尔码头上为他们举办了一个豪华的送行仪式。上船时，他们装满了巴黎的朋友们送的鲜花和礼物。
回到华盛顿以后，他们又一次搬回了怀俄明公寓里的那间屋子，当他们不在时，这间屋子已经租给了别人。艾森豪威尔有两个选择：继续待在作战纪念委员会，或者去陆军部。去陆军部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的职位，是通往更高阶梯的重要一步。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陆军部。未来，在华盛顿军事机构的心脏中的５年，将使他获得更大的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