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约翰·潘兴家喻户晓，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无论他走到哪儿，都会立刻被崇拜者和祝福者团团包围。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４年，他担任陆军参谋长，其中一项不甚愉快的工作就是削减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的人数，此时如此规模的军队已经被视为一件毫无必要的奢侈品。保持了陆军的完整，本该使潘兴感到满意，正如他的传记作家所说：“陆军不需要变得庞大，以便保持效率。然而国会在浪费时间。他的话对陆军是个安慰，却激怒了疲倦的国民———为什么美国远征军的那些老人就不会安静点儿？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虽然１９２０年的国防法案批准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职业武装力量，但无论国会还是政府，都无力扭转令人烦扰的潮流。弗里斯特·Ｃ．波格说：“从１９２１年开始，主张减少公共开支、憎恨战争、回避集体安全的那一代人被轻易说服了，而忽视了自身的国防。国会发现，反战主义和节省开支的潮流大行其道。”
处于两次大战之间的美国陆军的效率很低，在战斗部队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常备军官和二分之一的士兵在职。国会批准成立９个师，但实际存在的只有３个。只有不多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分散在上个世纪与印第安人作战时留下的军事据点里。悲惨的现实是：美国陆军又回到了一战前的边疆时代，这支曾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陆军已经沦为一支三流武装；只是在富有献身精神的高级军官如潘兴、麦克阿瑟、康纳，和低级军官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巴顿等的努力下，陆军这只大船才避免了沉没，虽然他们面对着恶劣的居住条件、降低到战前水平的军衔、不升反降的可怜工资，以及缺乏挽留士兵的动力。
潘兴最持久的一项遗产就是在１９２３年成立了美国（赴欧）作战纪念委员会。委员会早期的工作是用适当的编年史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编写美国在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战场手册。依然活跃的潘兴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正如历史学家罗杰·西里洛所写的：“潘兴没有回味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兵的作用。他感到他有最后一件事要做，要偿还埋在心里很久的一笔债。他想使美国远征军在法国和佛兰德斯的战斗中取得的成就永垂不朽……使远征军的烈士们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当最后一声军号响起时，我想和我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他说。”
没有潘兴个人的同意，任何人都不会被任命到纪念委员会工作。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陆军部向潘兴提交了一份名单供他考虑，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也列在其中。在被问起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命时，艾森豪威尔表示愿意。但是在私下里，他却感到很矛盾，他猜想这个任务大概不会比目前在本宁堡的工作更糟。艾森豪威尔不知道，对一个低级军官而言，能去纪念委员会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通往更高军衔和职位的垫脚石。潘兴个人对委员会工作的深深介入，意味着只有那些脱颖而出、有前途的军官才会进入纪念委员会。除了个人向潘兴举荐以外，福克斯·康纳还指出，艾森豪威尔是个组织和解释材料的专家。
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撰写美国在法国的战场手册。手册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材料，但是原始材料一团糟，未经分类，急需像艾森豪威尔这样有组织才能的人来收集和编写。当《美国在欧洲的战场指南》于１９２７年出版时，艾森豪威尔把它看成是一项例行的参谋工作，但是潘兴却不这样看，他专门给步兵长官写了一封信，表扬艾森豪威尔。
自从妻子去世，以及１９１５年在旧金山的一场悲惨火灾中失去了3个孩子，潘兴已经变成了一个与年轻时大不相同的人。１９１６年，他邂逅了巴顿的姐姐安妮（家人和朋友都叫她“尼塔”），１９１７年，在他即将去法国指挥美国远征军之前，两人订了婚。但是在欧洲时，潘兴却和别的女人勾搭，抛弃了尼塔。不过一直到死，潘兴都很后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期所认识的“黑杰克”潘兴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孤独的人，对他一直不太热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