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还发生过一件对艾森豪威尔的军旅生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１９１９年秋天，一个星期六的午后，艾森豪威尔到巴顿家做客吃饭。同时出席的还有一位来访的显要人物，福克斯·康纳，他是美国陆军最杰出的参谋之一。巴顿和康纳初次相识于１９１６年的惩罚性远征，当时康纳是一名少校，而巴顿是中尉兼潘兴将军的助手。第二年，在巴顿到潘兴在法国的司令部服务的６个月期间，两人又巩固了他们刚刚发展起来的友谊。
康纳来自密西西比，是一位富有的、善于言辞的南方人，１８９８年毕业于西点。他是一位敏锐的军事思想家、教师、知识分子，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年轻军官有显著的影响。作为为潘兴出谋划策的参谋，康纳是潘兴的左膀右臂，也是他最信任的知己，美国远征军所有的事情都征询他的意见。有人称他是“美国远征军之父”，即使有人认为父母这个角色属于潘兴将军，康纳至少也是远征军的接生婆。
福克斯·康纳很自然地把巴顿和艾森豪威尔这样的人引入自己的朋友和崇拜者的圈子。他既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职业军人，也是军队里顶尖的战略家，正是依靠他的主动性，潘兴才在１９１８年９月的圣－米歇尔发动了美军的第一次进攻。潘兴后来在谈到康纳时说：“没有哪个司令的参谋比他更有才能了……在美国远征军中，除了他，别人我都可以不要。”
康纳在陆军中所受到的极大的尊敬，意味着他的观点对巴顿和艾森豪威尔这样的年轻军官有很大的分量。艾森豪威尔曾回忆，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但是康纳“相信另一场战争已经写进了《凡尔赛条约》里面，他确信，我们和英法两国将被迫和德国及其盟国再打一仗”。
康纳和艾森豪威尔应邀参加的宴会是巴顿和比阿特丽丝主持的典型社交活动：他们用精美的食物和饮料营造出舒适的氛围，引起富有意义的谈话。在一个收音机还是最新发明的时代里，这些活动是像巴顿和艾森豪威尔这样家庭的社交生活的基础。那天的宴会结束以后，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巴顿和艾森豪威尔陪康纳一边参观米德营，一边谈起坦克的未来，还回答了康纳无数的问题。福克斯·康纳是少数几个对他们的想法感兴趣的军官之一，也是惟一给他们鼓励的一个。这同样也是新时代的象征。
艾森豪威尔把能结识康纳归功于巴顿。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岁月里，康纳成为他的导师，也是他最敬重的一位父辈。在为公众服务将近５０年的时间里，艾森豪威尔遇见过许多２０世纪最有名的人，但是他仍然深信“福克斯·康纳是我所遇见的最有才华的人”。他和巴顿之间友谊的最大回报，也许就是在那个秋日的下午结识了康纳。“在我一生所接触的伟人和好人中间，他是……我最感激的一个，我所欠他的难以估量。”
１９２１年末，福克斯·康纳在巴拿马指挥一支步兵旅，他请艾森豪威尔担任他的副官。罗肯巴奇断然拒绝放艾森豪威尔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能挽留住一位顶尖的橄榄球教练，被看做和事业成功一样重要的事。虽然很热爱橄榄球，但是艾森豪威尔不愿担任士兵的教练，对罗肯巴奇不肯放他走感到不满。玛米曾说：“这件事气得他说不出话来。”从指挥千军万马的中校降职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的教练，这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军官而言，实在是太过分了，难以接受，尤其在他接到一位军队里最优秀的军官的邀请之时，就更是如此。看起来，橄榄球似乎又一次使他失去了一项重要的任命。不过，福克斯·康纳同样也下定了决心，他运用自己对新任陆军参谋长约翰·Ｊ．潘兴的影响力，要求把艾森豪威尔派到巴拿马。他如愿以偿，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在和坦克部队挥泪而别以后，艾森豪威尔终于离开了米德军营。
１９２３年１月，在艾森豪威尔出发前往巴拿马的时候，玛米又一次怀孕了，将于８月份分娩。作为一名支援部队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得到了极好的舱位，即将开始一段愉快的旅程。但是不久，他的房间就被几个没有正经事可干、出来兜风的将军给占用了———艾森豪威尔一生厌恶滥用职权的军官，这大概就是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