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当军队内部的步枪竞赛在弗吉尼亚的佩里恢复以后，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在米德营分别担任一支坦克部队的教官。这是陆军有史以来最具竞争性的两个军官之间的严肃较量。两人之间经常发生争论，还下赌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１年，坦克部队的消失导致了步枪竞赛的中止。
巴顿期望能进入名望很高的军官学院（也就是未来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以就弄来了这所学校以前使用过的战术问题试卷，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们一块儿解决这些问题吧……”“我于是和他一起研究这些问题，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我们两个或者去他家，或者来我家，坐下研究问题，而我们的妻子会谈一晚上的话。”实际上，这包括了布瑞特和其他坦克军官的集体努力。巴顿认为莱文沃思的出题者太保守了，他们的解决办法“太谨小慎微”。这群军官把坦克加入场景中，重新解答了这些问题，当他们这一方得胜时，总是兴高采烈。这些战争游戏的实践引起了详细的讨论：怎样才能最好地运用坦克。反过来，谈论又帮助参与者，尤其是巴顿和艾森豪威尔，集中了自己的思考……然而，他们也不是总在工作而没有娱乐。他们相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每周打两次扑克。不过到１９２０年底时，除了跟朋友一起玩以外，艾森豪威尔已经不再打扑克了，部分原因在于他牌技太高了，他觉得自己的这种优势对那些牌技很差、已经输不起的同事很不公平。
尽管他们相处得很好，但在基本的哲学观点上，两人仍有许多不同之处。艾森豪威尔曾回忆，他们之间常出现热烈的、有时几乎是激烈的争论，不过这些争论更多的是学术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正如斯蒂芬·Ｅ．安布罗斯写的那样：“他们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巴顿去世。巴顿认为，卓越的领导才能是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领导才能只是一个因素。他认为巴顿过于依赖其浪漫的性格，而忽视了诸如逻辑、恰当的世界战略以及与盟国的合作。”虽然直到二战爆发，他们两个人才又在一起服役，但是在战前的岁月里，他们在米德营时充满感情的讨论习惯也一直保持着，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进行，通信或者偶尔面谈。
艾森豪威尔和巴顿都深信坦克是未来战争中一种重要的武器，但是他俩都不敢像空军先驱比利·米切尔上校那样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米切尔上校说他的上司“不称职，疏忽大意，几乎是在犯罪，差不多是叛国”。他那成立独立空军部队的号召饱受争议，却在英国得到了承认，雨果·特伦查德爵士大声疾呼，倡导皇家空军成为独立的武装力量。但在美国，这种“异端邪说”却使米切尔因不服从命令而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件事不仅是国家事业的损失，也是那个时代令人沮丧的标志。到１９２１年，艾森豪威尔在私下里已经承认，他明确注意到法恩斯沃思将军的警告。在《坦克与步兵》这篇没有发表的、内容详尽的文章里，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不论坦克在设计和使用上有多少优越之处，不论坦克发展到什么程度，很明显，它不能取代步兵的任务。前进的步兵将继续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同样巴顿也得出结论：在坦克部队服役毫无希望，所以在１９２０年秋天，他又回到了老办法仍占主流的骑兵部队，他也因此失去了成为二战美国装甲部队创建者的最好机会。这个职位被别的富有远见的军官，例如阿德那·Ｒ．查菲得到了。
在米德营共事一年期间，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只有在二战中才完全显现出来。为了自己的知识和洞察力得以施展的那一天，他们学习着、准备着。安布罗斯评价两人说：“正如二战将要证明的那样，这两位年轻的军官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他们的观点十分正确，在今天成了常识。但是在１９２０年，他们两个要比大多数军事理论家———除了富勒①和利德尔·哈特②———超前了２０年。不过，他们并不认识富勒和利德尔·哈特，而后两者的研究工作也才刚刚开始。艾森豪威尔和巴顿是真正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富有原创性和创新精神。但是陆军却并不喜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靠集团冲锋的步兵取得的。未来作战也要靠同样的方式。陆军的研究生学校只教授基本的课程，全都嘲笑机动性和侧翼攻击，把精力都集中在怎样使步兵穿越无人区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