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玛米在圣安东尼奥市社区的朋友也提供了与萨姆堡的单调生活不同的社交活动，这很受欢迎。他俩的社交生活包括经常到城里吃饭或跳舞，就好像在他们短暂的恋爱时做的那样。玛米的家人每年都要到圣安东尼奥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娜娜在１９１６年秋天来拜访时，她看到女儿身上的变化相当明显：“４个月的婚姻责任，已经把一个交际花变成了一位严肃的家庭主妇，一个可能过于关注家庭事务的主妇。”
玛米把自己的角色严格定位在家庭主妇上，其核心责任就是营造平静的家庭氛围，让自己的丈夫感到满意。虽然她没经验，但她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妻子，她曾说：“也许你对自己的丈夫帮助不大，但是你却能对他造成巨大的伤害。”５６年以后，当玛米回首她和艾森豪威尔的婚姻时，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她说：“我会每天对上帝说‘我很感激……’，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但是每件事都是确定的，好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但这不是我们安排的，是上帝安排的。”
与用甜言蜜语向格拉迪斯·哈丁表达爱意不同，艾森豪威尔很少向玛米表达自己的爱。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曾经评论说，玛米的情感是一本打开的书———“任何抱怨、任何想法，不论大小轻重，都一览无余”———而艾森豪威尔“一直到死，都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即使是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欢乐时刻，艾森豪威尔还是静静地把对妻子和新生儿子的爱锁在心里。
玛米认为艾克工作太努力了，但她坚持这样一种观点：“没有哪个女人能和艾克赛跑。”在军队以外的世界里，军官这个职业最多只能被人视为无足轻重，而作为一个收入很低的军官的妻子，玛米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从一开始，玛米就给自己规定了一点：决不介入丈夫的工作。他在工作上的问题只能留在办公室里，而不能留在家中。在他们５２年的婚姻中，玛米·艾森豪威尔从未丧失对丈夫及其事业的信心。后来曾有人说，玛米概括“她的事业就是艾克”。在今天这个更为自由的时代里，玛米·艾森豪威尔也许会被不恰当地认为是盛行大男子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军人妻子的典型形象。那个时代，丈夫就是妻子的老板；丈夫的话被视为福音；妻子应该少说多做，没人倾听她的内心想法；她们的任务就是做饭，抚养孩子，提供一个快乐而舒适的家庭。
玛米和她婆婆很相似，她有自己施加影响的方式。在公开场合，她从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从不公开发表与艾克不同的意见。她跟脾气火暴的比阿特丽斯·巴顿不同，后者曾挥舞着一把剑，攻击一个说她丈夫坏话的肥胖的华盛顿文官上校，而玛米在公开场合从不表现什么。她曾对她的孙媳妇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说：“天上只能有一颗星星，与艾森豪威尔相处也只能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让他保持自己的方式。”
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的一位发言人曾认为：“要不是玛米，艾克可能一直都是德怀特·Ｄ．艾森豪威尔上校。”随着时间的流逝，玛米的影响与日俱增，她后来说：“艾克管工作———我管家。”这包括家庭的理财，玛米精打细算，颇有效率地管理着家庭的经济事务。感谢她的母亲———她训练玛米，让她懂得怎样制定家庭开支预算，怎样一丝不苟地记账以及怎样节约。
艾森豪威尔在结婚那天被提升为中尉，这也许是个好兆头，而且每个月还可以多赚５０美元。约翰·杜德宣布，他不会给他们提供经济资助，夫妇二人必须学会依靠艾克的收入生活。不过，他送给他们一辆用了４年的普尔曼牌汽车和一笔现金做礼物，那笔钱一部分用来买家具，剩下的钱被家庭银行家玛米小心地保存了起来。从那以后，艾森豪威尔夫妇就无法离开那辆汽车和普帕给的那笔钱了。尽管玛米使出“一分钱掰两半儿花”的劲儿，也经常不能用艾克的工资挨到月底。“许多次，到发工资的时候，我们就剩下２５美分了。”玛米后来骄傲地说，“可能有许多回，我们在银行里只有一块钱了，但是我们一辈子都没欠过别人一分钱。”
约翰·杜德实际并没有认真执行不资助女儿女婿的计划，１９１７年，在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每个月给玛米１００美元。在艰难的战争岁月和大萧条时代里，正是每个月的这笔资助使得艾森豪威尔留在了军队里———有一段时间他曾认真考虑过退伍，想找一份薪水较好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