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心而论，我是抱着一片赤诚到农场来的，虽然对于被划右派，我感到委屈，但我也还是认为自己有错误，尽管我不认为自己的错误真的就是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至少我没有听党的话，阶级立场、思想感情没有经过改造，在思想深处，我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想到这里，我对自己也很是一种痛恨，在我们美好的社会里，人人都听党的话，人人都跟着党走，每一个人都热爱领袖，大家都为造福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只有我，把个人的名利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把个人兴趣看得高于一切，我想当作家，这明明是个人主义在作怪，而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感情，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我就必然要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到农场来，我立志一定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而脱胎换骨的唯一途径，就是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体验劳动创造一切的伟大意义，在劳动中使自己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时候，秘书长曾经对我说过，你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做人，根本就谈不到当作家。我记着这句话，我必须先在劳动中净化心灵，净化感情、消除一切私心杂念，只有好好劳动，我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新人。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在农场里，我才能得到心理平衡。不像有的人那样，想不通，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自己疯了，得了精神病，那样连改造也耽误了。和我同“班”的一个右派，就是想不通，他总认为自己没错误，没有多少时间，他就得了精神病，农场让他的妻子把他领走，临走时他还神神经经地向我讲了一大通革命道理，我怕惹事，忙着躲开了。
送进农场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就要到了，队部传达说，为了对右派分子们加强改造，农场准备召开一个大会，由右派分子们订出改造计划，向党和人民悔罪。
听了这个决定，农场里的右派们都极是高兴，因为这些人在农场里和各种各样的人编在一个队里，而且班长还都是那些被右派们看不起的各色人等，自然心理不平衡，认为自己好歹也是个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和那些小偷小摸、历史反革命、流氓坏蛋们不一样，和他们编在一起，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如今听说是要给右派单独开个会，这一下，右派的身份就显得和那些坏人不一样了。对于右派主要是改造，而对于那些坏人，则是惩罚。
右派总强调自己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人，和那些小偷小摸小流氓小贪污犯有区别，农场不承认这种区别，在农场管理干部的眼里，被送到农场来的，全都是敌人，而敌人是不分什么高等敌人和劣等敌人的。也许是上边有了什么精神，如今要把右派和那些人分别出来了，大家自然把这看做是一种光荣。有了这个精神，原来班里侮辱右派的那些坏人们也不再张狂了，他们再也不敢动不动地就问右派是什么东西了，甚至于他们在右派面前变得乖了，他们认为右派毕竟还是和自己不一样，右派说的话，“政府”相信，一旦惹了右派，他们到队部一个汇报，说不定他们就又要在里面多关半年。这一来，右派们也敢公开地扎堆儿了，休息时几个右派围在一起，班长们再不敢干涉了。
为了不辜负农场对右派的格外对待，每一个右派都极是认真地制订了改造计划，许多人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还照常出工，在队里很是受到许多人的敬重。对于我来说，写一份改造计划并不是什么难事，很快我就拟好了底稿，队部还发下来了大张的白纸，发下来了毛笔墨汁，我抱着一种极是神圣的感觉，把白纸铺好，工工整整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改造计划。我订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劳动中如何如何，学习中如何如何，生活中如何如何，对自己的要求已是十分苛刻。最后，我还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大字报写好后，我反复看了十几遍，和每一个右派一样，我们并不想靠这个计划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就怕字里行间一个字用得不当，再给自己带来横祸。看过自己写的改造计划，我觉得没有一个字有错误，而且也绝不会引起误解，这样的改造计划，任何人也挑不错儿来。
一天晚上，右派们集合，排队走进一间空房子，就是准备放粮食的库房，先是大家把自己写好的大字报一张一张地挂在细绳上，然后再按照班组坐好，等着队部领导来训话。
开会的时间到了，空空的土坯房里席地坐着上百名右派分子，人们都有些紧张，没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敢吸烟，气氛令人感到压抑。
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两位队长走进来了，这种队长是公安局干部，专门负责管理右派，他们穿着警服，态度极是威严，眼皮也不抬地走到右派们前面，一句话也不说，冷冷地向着众人站着。人们自然不敢抬头张望，一个个只是低着头等他们讲话。他们并不想立即讲话，他们两个人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开始围着席地而坐的右派们绕圈，走一步停一步，向着什么人看看，吓得人们连呼吸都几乎停了下来。我想，这也许是要向右派们显示一点精神威慑，农场认为右派们到了农场心情太轻松了，有终于有了归宿的感觉，人们都知道三年两载也出不去，人们也知道到了这里也就算是到了头儿，不会再有更过不去的日子了，反正就是干活吃饭，许多人以吃得饱、睡得着为能事，再加上自己处处小心，队部想和这些人找“碴儿”，都非常困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