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文艺界今天出一个右派，明天又出一个右派的时候，我那位在报社做记者的朋友，却被搅到运动中去了。他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什么话，也是他平时有些骄傲情绪，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就成了报社里的运动对象。我的这位朋友比较脆弱，经受不住斗争会上的种种折磨，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喝了一瓶DDT。那时候还没有DDV，他母亲发现之后，立即唤来邻居，急忙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报社来人找我，一是要我到医院去做他的“工作”，动员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要和人民对抗，二是向我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对于他的思想情况我不了解，我只好匆匆赶到医院去探视，到了医院，说是已经送回家去了，赶到他家里，看他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的好朋友，他母亲见到我哭了，连连对我说：“家门不幸呀，家门不幸呀。”我劝她不必过于难过，事情总会过去的。
走到我这位朋友身边，远远地就嗅到一股DDT味道，据说是刚刚在医院洗过胃的，医院不收留这样的“病人”，还要回单位接受批判，报社还算仁慈，让他休息两天，但也还布置了任务，要好好地考虑问题。
人们疯狂了，1957年反右斗争会，比1955年反胡风时的斗争残酷多了，1957年反右运动，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要站着挨斗，一站就是8、9个小时，众人可以向他喊叫，可以向他挥拳，可以对他辱骂，一些脆弱的人做出错误选择，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没有多少话好劝这位朋友，我只能对他说，我在1955年的事，你是看到过的，不是已经过来了吗？我那时也没喝ＤＤＴ，怎么你就经受不住了呢？而且，你更要想想，万一你有了什么意外，你的老母亲怎么办？和他一起坐了一个上午，我还帮助他出主意，后天如何交代问题，她母亲草草地为我们煮了面条，下午又安慰了他几句话，我就回家了。
记者朋友的自杀未遂，对我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没过多久，工厂里的反右斗争也开始了，我自然是重点对象，因为我是犯错误送到工厂来改造的，犯过错误的人对共产党能没有意见吗？有意见能不反对共产党吗？顺理成章，我就成了工厂里的头号右派。大院里贴出了大字报，揭发我为胡风翻案，说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真是莫明其妙了，我什么时候为胡风翻过案呢？而且以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能有什么本事为胡风翻案呢？揭发的材料说我到工厂报到的时候，人事科领导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只说是思想问题，没有说胡风反革命，这就是为胡风翻案。至于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是有人揭发我在投票选举人民代表时，曾向身边的人问过，选票上的候选人是谁？这不明明是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吗？而且我还有这么多的右派朋友，我的朋友是右派，我能不同情他们吗？既然同情右派分子，我自己能不是右派分子吗？
工厂反右斗争，比机关、学校反右斗争搞得更是热火朝天，工人们不会写大字报，就画些“漫画”丑化他们的敌人，有一幅漫画把我画成一条毒蛇，工人阶级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一条身子上写着林希二字的毒蛇，吐着长舌头妄图咬工人阶级，幸好工人阶级发觉了这条毒蛇的阴谋，一铁锨切断了毒蛇长长的身子，连蛇脑袋上的眼镜都掉进了草里。如此野蛮的人身侮辱，在那样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事，被侮辱的人无权反击，反要虚心表示接受，认为这是革命群众对自己的挽救。
到这时，我的三条罪状已经被确认下来了，第一条，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第二条，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在作家协会时我宣扬不学马列也能搞创作，恶毒攻击马列主义，而且我还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