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溪这里打开缺口，周扬喜出望外，要天津将柳溪做重磅炸弹，置丁玲陈企霞于死地。方纪做柳溪的工作是下了心血的，据周良沛记述，每天晚上方纪用汽车将柳溪接到他的家里，嘱咐门房关上院门，并对司机和门房说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方纪接见柳溪的消息。那时候周良沛住在方纪家里，周良沛刚刚20岁，在天津没有朋友，周只有在方纪陪同下才能各处走动，他们不怕周良沛走露消息。
在方纪家里，和方纪一起动员柳溪的，还有当时天津市委的宣传部长，他们要揭发丁玲陈企霞背后怎样说周扬的坏话，要柳溪揭发丁玲陈企霞如何对抗党的领导。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向柳溪保证，只要柳溪站出来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罪行，无论柳溪和丁玲陈企霞原来的关系多近，绝对不会株连柳溪，用他们的话，“保证你没事儿。”
在可怕的心理攻坚面前，要一个人不动摇是不可能的，柳溪年轻，对配合一片忠心，更面对深渊的威胁，心中更有党的多年教诲，一时做了违心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柳溪站出来的消息报告到北京，周扬大喜过望，立即召开作家协会扩大理事会，据参加过那次扩大会议的人回忆，会议开始时，丁玲和陈企霞走进会场态度还非常轻松，他们坚信周扬想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是容易的事。但当天津作协代表走进会场的时候，丁玲陈企霞一下子面色灰了，他们看到天津代表们簇拥着柳溪，柳溪头也不抬，匆匆地就被带到了最前面的座位上。
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动，从此丁玲和陈企霞落入深渊，他们从社会上消失了。
可怜的柳溪回到天津，以为自己没事了，她想找领导谈些今后的打算，出乎她的意料，方纪不肯见她，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更不肯见她了。
从此柳溪像是一个瘟疫患者，在机关里人们躲着她，作协机关领导见了她，话也不敢说，绕着道儿就溜开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柳溪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到这时她才又看见方纪，又看见了宣传部长，但此时的方纪和宣传部长是主持批判大会的领导，铁着脸，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散会后，柳溪想靠近一下领导，立即被人推开了。
揭发批判柳溪，天津作家协会组成强大阵容，首选战士，非鲍昌莫属，鲍昌理论水平高，博学，口才好，政治坚定，年轻有为，前途看好。鲍昌一马当先，柳溪再“狡猾”，也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批斗大会上，鲍昌慷慨陈词，从理论上反驳柳溪的反动小说，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行，柳溪面向革命群众，站着洗耳恭听，还要做记录。
革命传统，批斗会，被批斗的人没有座位，面对革命群众，挨批的人要做低头认罪状，像挨罚的小学生那样，站在大家的对面，听台上的批判发言，还要做记录。
站着如何做记录？这是一种本领，好在中国文人有倚马可待的能耐，伏在马背上一挥而就，就是一篇传世文章，到了革命一代，革命运动中的罪人为了感谢革命的拯救，就必须站在革命群众对面，恭听革命群众的批判，更要把大家的批判记录下来，晚上根据大家的揭发写成交代材料，明天再来低头认罪。
柳溪站在台下听批判，鲍昌在台上义正辞严，“柳溪，你我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我对你的灵魂早在洞彻…………”云云云云，鲍昌的发言有理有据，柳溪只得甘心挨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