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幸，最终，我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用当时工厂党委书记的话说，“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你有言论还是没有言论，你就是一个右派分子。”
我的被打成右派，的确也就是客观存在了。
…………
虽然我离开了文学界，但我对文学界的情况非常关心，共产党整风的时间并不太长，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和《这是为什么？》，一看这两篇社论，我就感到情况发生变化了。没过多久，反右斗争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全中国。
一天的早晨，报纸以头版通栏大标题，报道了将鲍昌打成右派分子的消息，在我的印象中，鲍昌是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作家，他生活、工作都非常严肃。过去在编辑部一起工作，他在终审作品时，政治上的要求十分严格。在鲍昌主持下，《新港》杂志并没有发表多少“毒草”，就是在1957年抛出了宫白羽和李何林的文章，也是做为反面教材供人们批判的，鲍昌被打成右派，我大吃一惊。
过去在和鲍昌共事时，我就感到鲍昌“危险”，鲍昌做学问上十分刻苦，锋芒外露，事业上有成绩。这样的人，必然是运动对象，反右运动天津把鲍昌抛出来，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我实在不理解，以鲍昌和天津文艺界领导的关系来说，把鲍昌打成右派，未免也太残酷了，但我确确实实看到报上鲍昌好友写的文章，题目叫《鲍昌的灵魂已死》。
把鲍昌打成右派，是一夜之间的变化，变化得令人啼笑皆非。
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是从批判机关内一位青年女编辑开始的。这位女编辑，刚刚大学毕业，她分配到编辑部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被清洗，反右斗争开始，天津作家协会寻找运动目标，平时这位女青年喜欢说些尖刻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目标就选中了她。那时，我还常常见到天津作协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这位女青年挨批了，大家都对她表示同情。
堂堂天津作家协会，只批一个青年女编辑显然不够胃口，很快，就听说柳溪被上面点名了。柳溪刚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天津，是一个没有心眼儿的傻大姐，1956年揭发丁陈反党集团，周扬揭不开丁陈反党集团的“盖子”，方纪向周扬建议从天津柳溪身上打开缺口，保证能置丁玲陈企霞于绝境。于是方纪和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找到柳溪做“工作”，要柳溪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本质，要柳溪及早站到革命一边，不要受反革命蒙骗，滑进反革命的深渊。
50年代，滑进反革命深渊，意味着政治歧视和生活灾难。一个人一旦滑进了深渊，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立即变成专政对象，轻者送入监狱，重的就更不可想象了。落入深渊之后，还要连累到家庭，深渊中，子女不得升学，全家人都将从社会上消失，这一切的后果太可怕了。所以，中国人真是谈深渊而色变了。
柳溪不敢落入深渊，更不甘心和反革命站在一起，只得向革命领导屈服，答应揭发丁玲陈企霞反革命本质，和他们做斗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