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12月31日我到机床厂报到，机床厂人事科早就知道我到这里来，看了我的介绍信，就对我说，先分配你到办公室去吧，显然，他们还把我当做是一个干部安排的。工厂里的人不甚了解“胡风分子”是什么人物，调进来的干部，就得安置在办公室里工作。安置过我的工作之后，人事科科长就问我：“怎么就把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呢？”我回答说：“不知道。”当然他们也知道侯红鹅的事，随之又问我：“胡风犯了什么罪？”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清楚，就只好说了一句：“也许不至于像运动中说的那样严重吧。”人事科长又向我问着：“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我不好回答，只说是自己不过就是读过胡风的书罢了。这时人事科长就对我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历来是治病救人的，只要你好好在工厂工作，将来你还是有前途的。
天津市机床厂是一个中型工厂，大约有1千多人，分6个车间，机器大多是从苏联买来的，在当时的天津市，也算得是一个大厂了。
在机床厂，我被安置在金工车间给一位生产调度员做助手，帮助他抄写表格，测算各类数字，这位调度员带着我在车间里走了一遭，工人们都以惊奇的目光看我，稍微有一点文化的工人也会知道前不久发生过的反胡风运动，在那场运动中一个叫侯红鹅的青年成了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如今那个只在报上见过名字的人到车间来了，人们感到的惊奇不逊于今天的青年见到走红的明星一样，人们停止工作，呆呆地看着我，就象在动物园里看一种稀有动物一样，我听见在我背后，有人在小声地说：“这就是报上说的那个侯红鹅。”
从作协调出来之后，还要回机关办理一些手续，一连几次回到机关，人们就像根本不认识我，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更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办过事情之后，我偷偷地到余晓的房里去看他，余晓就告诉我，他的问题也定下来了，秘书长通知他去一个钢厂报到，他说有一些事情还要清理，暂时还留在机关里，但已经不参加编辑部工作了。这样，天津作家协会，就把“胡风分子”全部清理出去了。
从作家协会调到工厂，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每天上班下班，生活倒也轻松了许多，这里的人不关心我的思想动态，工人们还因为我读过许多书，对我有一点尊敬。工厂里的事情和我无关，我上班工作，下班回家读书，还写了一些诗作，以林希的名字寄出去，很快就在刊物上发表了。离开作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我自己努力学习写作，将来也许会写出好作品来的。
1957年的夏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民主党派相继举行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各种各样的意见开始见诸报端。消息不断传来，说是北京大学出现了青年黑格尔学派，许多人给党提意见，政治空气颇为活跃。正在这时，我也听到了毛主席在中央的两次讲话，这两次讲话给人以轻松的感觉，后来发表《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内容，在这些讲话中是没有的，而且我还亲自听到，说是胡风如果不是反革命，也应该包括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范围内。
就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我见到了余晓，他还没有离开作家协会，他告诉我说，可能收回了对他的处理，余晓还告诉我说，秘书长对他说过，按照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们过去对林希的态度也不对，我们不应该把林希当敌人看待，林希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回来讲。
虽然我没有什么政治经验，但对于整风，我却想躲得远一些，本来我就不想参与政治，胡风问题是把我牵连进去的，否则我和政治何以会连在一起呢？在整风期间，没有任何人邀请我去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我更没有写过任何一个字，我也不想给共产党提意见，我更没有为自己的“胡风问题”发过什么牢骚。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么成熟，这只能说是我的性格本来就不喜欢出风头，我对人们说的那些话，并不感兴趣，我觉得多读几本书，远比给共产党提一大堆意见要好得多。所以直到现在，任何人查不出我在大鸣大放中有过任何言论，也找不到我有过向共产党“进攻”的罪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