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这个人跳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半12点多了，我还没有睡觉，正在看一本书，这个人一面哼着曲儿一面问我，读的是什么书，我回答他说，是一部小说。当时，这个人就拉着长声对我说道：“你应该多读些马列主义的著作呀。”我没有理睬他，只是无心地对他说着：“也不能光读马列呀。”说过，就睡觉了。
谁料，第二天早晨，这句话，就被这个人报告上去了，而且被视为是重大事件，在作家协会全体编辑、作家大会上公布，点名批判，而这个散布反对观点的人，就是原来的“胡风分子”林希。
在会上，没有我的发言权，我只能听人们对我的批判，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上纲，但人们的发言，也带有极强烈的火药味，从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高度对我的反动观点进行批判。我已经是完全灰心了。这明明要置我于死地，我的一言一行都受人们监视，人们要在我的言行中嗅出反革命的味道，机关的政治空气，也靠对我的批判活跃，我成了一个活靶子，人们要想得到领导赏识，就必须在我身上发现敌情，然后再靠批判我得到重用。
就是这个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人，后来干了许多坏事，他在机关里诱奸女青年，他抄袭他人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成了天津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干尽了打砸抢的坏事。就是那个重用他的秘书长，也没有逃过他的手，他一次一次地毒打秘书长，还很是抢到手不少东西，他抢了一部小汽车，身后有8名保镖，把天津作家协会大院，变成了他的私人公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很快又变成了受害者，因为他后来被投进了监狱，于是他有了受迫害的资本，一变又和我们一起要求平反了。从监狱里把他放出来之后，他跑到深圳，写了几本黄色小说，一时之间还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后来他因为坑骗印刷厂而要再次入狱，偏这时他得了癌症，不久就病死了。这就是以监视我为使命的一个人的结局。
天津作家协会里有许多好人，这许多日子他们没有向秘书长报告过关于我的一个字，绝对不是这些人包庇我，是我本来老老实实地工作读书，实在没有什么“言行”，这些人都没有得到重用，因为他们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这样的环境，无法让人生活，我只想离开这个地方，我想去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给别人做活靶子呢？我想去开荒，我想去做工，只要离开这里，什么地方都一定比这儿好。
但是，看看上面似是还没有调我出去的意思，鲍昌为此还受到了“上面”的批评，编辑部虽然相继调来了好几个编辑，但我的工作能力却比他们强，经我处理的稿子，发表出去反响都不错，经我处理的稿子文字上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至少我还是一部小小的活字典，无论是谁，想找个什么资料，一时想不起来出于什么地方，只要一问到我，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告诉他在哪部书里，而且还能告诉你是第几章。有一次全编辑部的人一起翻阅刊物查找一篇文章，已经是查了大半天了，正好我从外面回来，有人说问问林希见没见过这篇文章，我当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别乱找了，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什么刊物的第几期上，大家忙着找到那份刊物，一翻就找到了。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从小就有这么点小聪明，一篇文章看过一次，就可以大体上背下来，编辑部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也有点用处吗？
然而就是这样，最后，我还是被清除出编辑部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