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又开始学习写作，我写了几首诗，写了一些散文，也写了小说，我以林希的名字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主编方纪去南方旅游，回来后到编辑部来，见到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写了不少作品呀！”事后据一位同志告诉我说，方纪对我颇为欣赏，说我是神童，方纪说，侯红鹅今后只要不走弯路，事业上会大有前途的。短暂的平静，使我放松了过于紧张的心情，我以为从此就会有安静的生活了，但我并不知道，就是在我感到轻松的时候，背地里，领导还是把我看做异已，我的一行一动，都经过认真的分析，甚至还把一个人派到我的房间来和我一起住，随时随刻监视我的言行。我轻轻松松地工作、学习，但在我的背后，人们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们注意着我的一切，因为我的问题还没有结案，我有可能从此就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也可能一个决定下来，我就不知被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受人监视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1956年夏天。河北省遭遇洪水灾害，天津文艺界组成慰问团赴灾区慰问，编辑部决定让我参加慰问团接近工农兵。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十分高兴，甚至于还有点骄傲，因为这是领导对我信任，我可以做为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到灾区参加慰问了。高高兴兴，我随慰问团到了灾区，一路上看到灾区人民和洪水斗争的英雄事迹，很是为之感动，我写了好几首诗，准备回来发表。灾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夜里就睡在船上，没有蚊帐，把厚厚的毛毯裹在身上，蚊子也咬得你苦不堪言。好不容易天亮了，大家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诉说白洋淀的蚊子厉害，这时我就对一位同行的作家说，蚊子可把我咬苦了。这时，就听见船上一个人向我问着：“你说什么？”当即我就回答说：“我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说罢，大家也就随便地笑了。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在船上问我做什么的人，原来是一位新华社记者，他在得知我就是那个“胡风分子”侯红鹅的时候，对我格外注意，他听我说在召开控诉蚊子的诉苦会，立即就想到了我的政治背景，一个“胡风分子”到灾区来召开诉苦会，你诉谁的苦？于是一个主题在这位记者的心中成熟了，当即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质问天津来的慰问团，到底是到灾区来慰问、还是到灾区来诉苦？
从灾区回到天津，还没容我休息，作协就召开全体大会，宣读了新华社记者的那篇文章，揭发我到灾区召开诉苦会的反动言行。
这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罪责，就是我再“反动”，我也没有必要到灾区诉苦去呀，刚刚一场政治运动才过去，我就公然对抗，居然跑到灾区去召开诉苦会，如果不是我神经有毛病，那就一定是我反动透顶，不可救药了。
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惊动了天津文艺界领导，宣传部领导亲自坐阵，大会、小会开了半个月，我要检讨召开诉苦会的问题，其它同行的人要检讨为什么和我一起开这个诉苦会，会议气氛之严肃，批判之尖锐，比刚刚过去的那一场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我只是恨自己何以如此放肆，自己已经是犯了错误的人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让我下去的机会，我不但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改造自己，反而要在船上召开什么诉苦会，好象我这个人就是专门闹事似的，好象我就是故意要把自己放在敌对的立场上，不挨整，我就心里不舒服似的。
宣传部把这看作是一桩重大事件，我是罪魁祸首，从动机、效果、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一起检查到学习马列，接近工农兵，真是又来了一次脱胎换骨。检查会上，宣传部领导板着面孔，参加会议的人如临大敌，我被人们视为是异端，一举手一投足都和革命对立，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我已经是不能容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