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刊物的消息公布之后，立即就收到了许多稿件，也开始有人找到编辑部来谈作品，这时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个已经被全社会公认为是“胡风分子”的侯红鹅，怎么有资格和作家们打交道呢？一位革命作家找到编辑部来，而出来和他谈话的却是一个“胡风分子”，这于情理上有点说不通。一天下午，说是方纪说了，侯红鹅最好换一个名字，这样对工作有利。方纪的想法转告给我，我立即说，那就改名字叫林希吧。我怎么就想改叫这个名字了呢？因为我曾经在开滦煤矿的林西矿工作过，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就以地名取名吧，这样，林希两个字，就伴随我过了后来的一生。
到了5月份，又传来了消息，说是鲁藜也被放出来了，被安置在南郊区任农业合作化办公室副主任。一天下午，余晓和我正在编辑部里看稿，突然有电话找余晓，余晓接过电话答应了几声，随后就放下电话了。趁着房里没人，余晓告诉我说，刚才是鲁藜打来的电话，想和我们见见面，我想鲁藜一定是想了解一些原来文联的情况，他被放出来之后，不好到机关来，只好打电话找我们了。余晓说，不能两个人一起去，还是他一个人去的好。过了几天，余晓到南郊去了，回来后情绪颇好，据他说，南郊区对鲁藜还算不错，也是暂时的安置，将来还是要回作协的。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1956年夏天，中国的政治空气变得稍微宽松一些了，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一些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品，也相继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似是正从酝酿走向成熟。我所在的《新港》编辑部也开始收到一些针贬时弊的文章，经我的手发表了蓝翎署名司马牛的杂文：《半间屋手记》，还发表了天津一些作家的杂文。这些文章的发表，使刊物从一开始创办就具有了一种虎虎生气，很快就在社会上唤起了反响。当然，谁也没有估计到，第二年就开始了又一个更残酷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因为在《新港》杂志上发表杂文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就有蓝翎同志。20年之后，我见到蓝翎同志，向他讲起了这件事，他还对我说：“我知道我那篇文章是经你处理后发表的。”后来我和蓝翎之间的这点缘份儿，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当然，这其中我也处理过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文章，其中有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先生的一篇文章，宫先生不懂政治，到了1956年，他还要写文章大发议论，对于当时执行的文艺政策说了好多不中听的话。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吓坏了，立即送了上去，还签了不能发表的意见。编辑部出于种种考虑，把宫白羽先生的文章扣下了，怕引起麻烦，但是到了1957年，在我被调出编辑部之后，这篇文章作为毒草，还是发表出来了，为此，宫白羽差一点没有被打成右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