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在反胡风运动中，一共涉及了几百人，最后被划进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只有十几个人，天津还给“胡风分子”们排出了座次。骨干分子，第一号人物阿垅，第二号人物芦甸，第三号人物鲁藜。下面有四大金刚，何苦、余晓、李离，冯大海，四大金刚下面，有两个小青年，一个是文化局干部吴继云，第二个就是我。
后来听人们说，天津的反胡风运动搞得最“左”，全部“胡风分子”几乎都投入了监狱，连小青年吴继云，都因为查出曾经有过三青团的历史被捕入狱了。余晓和我历史绝对清白，和胡风没有见过面，只是和阿垅有关系，就没有被捕。
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我以为运动过去了，也就没有什么事了，至少对于我来说，那种可怕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也知道还有个最后处理，但我想不是治病救人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以，多多少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我已经错过了考学机会，没有工作，我就只在家里读书。为此，我也找过市委宣传部，希望给我一个安排，总不能就这样在家里呆下去呀。虽然家里还有父兄，吃饭不成问题，但我还不到20岁，无论是什么地方总要有个去处呀。而且，我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分子”了，任何单位也不会收留我，总要给我出路吧。
到了1956年春天，情况似是有了一点点好转，一天，天津文联的一位秘书长告诉我说，周扬到天津来了，天津向他请示对于“胡风分子”如何处理，周扬指示说，骨干分子由专政机关处理，一般问题可以解脱，确有才华者，还可以留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暗自为之庆幸，因为我自知属于一般问题，而且就是在“运动”时期，我也感觉到包括方纪在内对我都没有反感，甚至他们对于我的努力读书，还有所赏识。我想，也许我属于那种有点才华的人，也许还可能被安置工作。当时，我对秘书长表示，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一定听党的话，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改造思想，走深入工农兵的道路，做一个革命的新人。
50年代初期，不光是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们以为反胡风运动真地已经过去了，而清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1956年4月，秘书长找我说，市里安置你到作协工作，天津要召开作家代表大会，你先到会务组工作，代表大会之后，天津准备办一个文学期刊，那时候你再到编辑部做编辑。听到这样的安置，我当然有点喜出望外，我感觉自己真地得到了从轻处理，而且我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了，从今之后，我是一个革命干部了。
立即，我就搬到文联宿舍住来了，给我安置住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楼下，就是我被审查时住的那间大房子，如今已经住进一户人家。开过作家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创办《新港》杂志，我成了《新港》杂志的第一个编辑。《新港》杂志的主编方纪，副主编李霁野，鲍昌任编辑部主任，我和余晓做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