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到市委听候处理之外，我绝对不敢出门，我原来曾经在唐山教书，一位从唐山回来的表哥对我说，你万万不要回唐山去了，唐山说，只要侯红鹅一下火车立即就逮捕他，唐山人还说，只要在街上看见侯红鹅，就把他活活打死。人们对于反革命的仇恨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胡风分子”无处藏身了。
就在这时，消息不断地传来，天津的“胡风分子”已经全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外面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余晓，另一个就是我。我在家里等候处理，派出所警察常到家里来传讯我，每次派出所警察把我带走，家人就站在阳台上张望，那时候，我祖父还在世，他更是一个胆小的人，每次我从派出所回来，他都长舒一口长气，为我终于又回来感到庆幸，这时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今天会回来的，派出所警察带你走的时候，他走在前边，如果是让你走在前边，那你就回不来了。”
一个人的“出事”，使全家人为我担惊，至今想来，我还有一种负疚感。
不久，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在教书的学校里被列为重点对象，哥哥也是一个老师，他也在学校里受到审查。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审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审查”不就是查查你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吗？其实不然，政治运动中的受审查，那是有一定形式的，被审查的人要站在中间，由审查你的群众向你提问，你的回答不能令人们满意，人们可以向你喊口号，可以向你吼叫，强迫你低头，而且一审查就是几个小时，其实就是体罚。当然50年代肃清反革命运动的审查还是最文明的，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审查的人就是挨批斗了，一斗就是十几个小时。1957年的斗争会，也还是最文明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批斗会就成了私刑，被斗的人要“喷气式”，“革命群众”还可以触及你的灵魂，触及你的皮肉，直到把你打死，算是消灭了一个害人虫。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的左倾毒害，早就从50年代开始了。据我的感觉，50年代的左倾，比60年代的左倾更可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候，已经许多人看出问题来了，无论是被整的人、还是整人的人，都感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50年代，被整的人，由衷地认为就是自己有错误，努力想认识自己的错误，整人的人，也对犯“错误”的人怀有一种真的仇恨。所以，50年的左，是一种真诚的左，60年代的左，在有些方面就带有表演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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