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看阿垅的另一副嘴脸———他怎样在用假象瞒住人们时，在“作家”的名义下，进行特务活动。
天津某中学的一个学生，名字叫侯红鹅，1951年时只有16岁，喜好文学———当然，也有点自命不凡，便作起诗来，并且向当时由阿垅主持的天津文联机关刊物《天津文艺》投稿。大约阿垅从他的来稿中嗅出了什么味道，便以个人名义给侯红鹅写信，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捧他是“天才”，说他“掌握了诗的物质”，“有成为诗人的希望”，还说，“芦甸和我，对你是欢迎和期待的”。为了“帮助”这个青年改诗，阿垅还约他去面谈。
从此，侯红鹅因感“知遇之恩”，便成了阿垅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在阿垅的薰陶下，对胡风更是奉为偶象。不待说，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十五六岁的青年，是不具备辨别能力的。因此很顺利，侯红鹅便成了阿垅的俘虏。
阿垅使用这青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方法是：先培养起他的自命不凡和不满现实的情绪，然后教他“写作”，并专门给全国性的大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投稿，稿子不用，阿垅便从中挑拨，先造成他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进而由不满制造对立，再由对立加以反对。于是一步一步，侯红鹅变成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工具。
…………
这时，侯红鹅已完全变成了胡风集团的一员……
他终于把自己由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团员，由于追随胡风反革命集团，背弃了人民和自己的前途。
…………
在他们那样的关系上，这些话除了解释成为阿垅对侯红鹅的特务拉拢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读了这篇文章，我预感我的问题发生变化了，原来市委宣传部曾经向我交代过，我只是受胡风思想影响；现在，我已经是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成员了，不言而喻，也就将会按照对于“胡风分子”的办法对待我了。
1955年的7月，《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长篇报导，标题是《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为配合这篇报导，《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社论，要全国青年从我的“事件”中记取教训，不要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走上反革命道路。《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我已经成了这桩反革命事件的重要人物了。
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发表之前，王处长向我暗示过，王处长对我说：“你的事件要用来教育全国，你自己不要紧张。”面对这样的“发展”，谁又能不紧张呢？在我印象中，王处长是待我最和善的一个，每次谈话，他都暗示我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了，这个案件与我无关。但是没过多久，王处长又要找我，我想一定是他的上级又有了新的要求，这时王处长就又对我说：“有些情况还要找你谈谈。”表现出一种纯属贯彻上级指示的态度。我当然知道，在王处长之上，市里有一个由公安局长、宣传部长组成的5人小组领导运动，市里的5人小组隶属于中央的5人小组。宣传部每一次找我谈话，每一次对我审查，都是经过领导小组安排的，最后决定大张旗鼓地把我的事件用来教育全国，更是领导小组的最后决定。
事态的恶性发展，使我大吃一惊，尽管在此之前，我也有些预感，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典型人物。《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侯红鹅把一切和前途交给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我就成了“胡风集团”的一个成员，我的“问题”，就不再是“受影响”的问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