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我算不得是什么“成员”，在大理道文联机关被审查了一个月，也就把我放回家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既然受审查，事情就要有个交代，更要有个结论。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就对我说，可能把我的交代、批判材料作为一个检查在报上发表，就算是对我先作了结论。一天上午，方纪同志带我到了当时的人民剧场，在一个大会上由我作了检查揭发，这样我就得到了最先的解脱，到了5月底，《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我的“检查”，题目叫作《控诉阿垅、批判自己》，就算是对我的问题作了小结。
《控诉阿垅、批判自己》的检查“文章”，初稿是我写的，运动当头，胡风和他的朋友被钦定为反革命分子，报上“揭发”了他们“反革命”的历史和现行活动。这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保护自己。报上再三告诫和胡风有关联的人们，一要交出信件，二要交代自己的活动，三要揭发胡风的罪行。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带去“自首”，我精神上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端正态度，首先接受中央对阿垅的“定性”，无论你理解不理解，《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说阿垅是国民党特务，是对共产党怀有咬牙切齿仇恨的敌人。迫于可怕的现实，我绝对不敢怀疑《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按照要求划清界线，是我惟一的选择。
当然，我的“认识”绝对是不深刻的，最初的检讨稿，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修改”，负责和我谈话的领导一次一次地指出检查的不深刻，又让我把一些内容补充了进去。我当时只想着早一天自己得到解脱，阿垅毕竟和我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他并没有和我说过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没有说过过激的话，领导运动的人也知道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重要线索。至于批判自己，我就只能按照运动的要求往最严重上说了，我把自己说成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成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作了马前卒，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起向党进攻。我知道不把自己的“问题”说得这样严重，我就不可能得到解脱。
从大理道回到家中，报考大学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就在家里读书，注意运动的进展，渐渐地我发现，外界对我的定论，和原来领导对我的保证已经不一样了。最先我得到的“保证”是，我只是一个受害者，对我要治病救人，不把我当作“胡风分子”看待。
一天，我买到一期《文艺报》，上面有方纪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活动的总结性文章，读到一半，一段文字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方纪在文章中将我划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把我当作是一个“胡风分子”对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