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的文人气质，使他没有把我当做“敌人”，他竟然在我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出了我的一点点“才气”，他想见见我，或者他就是想判断一下阿垅何以对我如此器重。
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我一直对方纪十分崇拜，我读过他写的几乎所有作品，也听过他的讲话，方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大作家。方纪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何以对胡风的理论如此热衷？我回答了他的提问，当然也是批判地“揭发”胡风的理论如何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而“贩卖”的却是反革命的黑货。方纪比我高明上百倍，他是不会被一个小孩子的假话蒙蔽的，看得出来，他对我并不反感，和我谈话也没有教训人的感觉。
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天津领导反胡风运动的五人小组，把我列为重点人物，宣传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明确指出，阿垅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就是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拿我当炮弹进行反革命勾当。为了让我集中时间考虑问题，宣传部长指示下属给我找个地方，后来说大理道文联宿舍的一间房子空着，鲁藜刚刚从那间房里被逮捕，这样，就把我送到原来隔离诗人鲁藜的房子里去了。
住在大理道空旷的大房子里，我万分恐惧，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我没有政治经验，我也十分懦弱，我怕坐牢，我怕戴手铐，我从来不敢和什么人斗争。想一想，我已经几乎就成了一个囚徒，如今已经被关到一间大房子里了，会不会从这间大房子里放我出去，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天知道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下午，我从大房子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我的窗下哭，也没有人劝她，也没有人理睬她。再仔细一看，我认出来这位老太太就芦甸的老母亲，这许多年她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卢甸从很小参加革命，全国解放之后，把母亲接到天津来住，儿子变成了反革命，被逮捕送进大牢，老太太失去了依靠，她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痛哭。
芦甸的老母亲哭了好久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这时我又看见小陈沛在院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这些年在阿垅先生家里，我和小陈沛已经是很熟了，阿垅先生宠爱小陈沛，小陈沛离开爸爸简直就活不了，如今突然阿垅被捕入狱，小陈沛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文联大楼里的人们听说侯红鹅找到了，就隔离在楼下的空房子里，人们都感到十分有趣，纷纷到我的窗外来张望，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呆，可能是脸上流露出了害怕的样子，这时候突然我看见窗外站着一位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圆脸，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好象是看我小小年纪就被株连到这样可怕的一场运动感到可怜，又看见我站在窗前的恐惧神态，他索性走到窗下，大声地向房里的我说道：“孩子，别害怕，没有枪毙的罪过。”说完，他还和善地看了看我，然后又向院里的人指了指房里的我，似是在向人们说，原来这个侯红鹅是一个孩子。
我没敢和这位老同志说话，只看着他从我的窗下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作家王林同志，我一直记着王林同志说话的神色，那神色中有一种对于这场运动的厌恶，尤其是当他看到把一个孩子当成“大敌”对待的时候，他于良知上有了感悟，所以他才有胆量走到我的窗下来，告诉我说“没有枪毙的罪过”。
我感谢王林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