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理解他们何以把我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胡风先生，尽管我对胡风先生的理论很崇拜，我读过许多胡风先生的著作，我视阿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人民日报》不是说胡风等人是一个“小集团”吗？我只认识这个“小集团”里的一个人，难道也算是这个“小集团”里的成员了吗？
直到最后天津市委下达了“对于胡风分子侯红鹅的处理决定”的红头文件，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闹明白，我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就是这样，一场劫难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直到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才知道了一点我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原因，这还是罗洛先生告诉我的。
罗洛先生对我说，因为阿垅对我的过于欣赏，他曾在写给胡风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天津有一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写得还可以，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胡风先生有保存朋友来信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胡风先生被捕，公安部从胡风先生家里抄出了阿垅先生的信，对于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都要查出下落，这时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已经“落网”了，只有一个侯红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连夜下通电，一定要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胡风分子”，也算是“归案”吧，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结束。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大事件，以轰动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写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思想影响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卖命的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我已经被编织到一个怪圈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忙将有关材料送到了宣传部，这次王处长向我介绍了鲍昌同志，此时鲍昌同志已经借调到宣传部，专门负责搞这场运动，鲍昌说话很原则，并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认识，才能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随后他就带我一起来到中苏友好协会，方纪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家住在中苏友好协会。来到方纪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王处长说了些别的事情就回去了，把我留在了方纪家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方纪那次让王处长把我带到他家去，有两重的用意，方纪看了我写的检查材料，不但没有对我产生什么仇恨，反而不相信这份材料出于一个19岁小青年的手，他私下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神童。方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和胡风、阿垅的关系都很好，天津的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是对着他的，但他也有政治化的一面，他在看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之后，立即上阵指挥，很快天津就因为有了阿垅、鲁藜这样的一些骨干分子，把方纪划到外边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