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里？”我惊恐万分地向这位记者朋友问着。
“市委。”我的朋友回答着说。随之，我的这位朋友又向我说着，“我已经对报社说了，这个侯红鹅我认识，现在我就去把他带到市委去，到了市委，他自己坦白交代。”
“我坦白什么呢？”我还是不解地问着。
“到了市委再说吧。”就这样，我的这位朋友带着我匆匆地到市委去了。
天津市委机关，就是原来的开滦大楼，解放前我没有进过这幢大楼，解放后，以我一个中学生的身份，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到市委机关来，今天被人带进这幢大楼，我心里真是有点恐怖感。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朋友给警卫看了一个什么证件，没有登记，我们就往楼上走去了。走进文艺处，我的朋友向一位干部说了一些什么话，这时一位面容极和善的干部向我走了过来。
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党，为我们社会的每一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对落后、愚昧万分气愤，对于反革命分子，我更把他们视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相信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部份，我早就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然而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一个在逃犯，而且我的老师已经下狱，我已经是大祸临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