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阿垅先生表现得十分惊讶，我看他的容貌，已是憔悴了许多，本来阿垅先生就已经是苍苍白发了，今天显得更是苍老。看到我，他还是笑了，声音也很爽朗，还没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我自然劝他不要过于担心，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对阿垅先生说，至少我不认为胡风先生是反革命。
阿垅先生那天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可能是阿垅先生最后一次和外人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自由的笑容了。我记得那笑容中似是没有多少苦涩，反而倒有一种终于逃脱不出劫难的安详。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天之后，他就会被逮捕，至少在他那天的笑容里，我没有看出绝望。
谈话间，阿垅先生先询问了我考学的情况，劝我还是进大学读书完成高等教育为好；十几岁的孩子不要急于写作，尤其不要对理论问题过于热衷。我十分感激他的劝告，告诉他说我最近刚刚发表了一篇小说，若不形势紧张，我会带来给他看的。随之，我们说到了当前的这场运动，我不了解背景，只劝他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正确和谬误总有澄清的一天。对于我的劝慰，他连连点头，既不为自己申辩，也不怨恨什么人，他只是感叹地对我说：“运动过去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在他家里耽误他的时间，没有再说什么，我便告辞出来了，临别时，我还劝他保重身体，不必过于紧张，一切都会过去的。阿垅先生没有多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双眼睛默默地望着我。我想，也许他有了一些什么预感，他也许知道无论什么人，他已是多凝望一些时间、多留下一些印象，便多沉积下一些记忆了。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想到这是我对阿垅先生最后的一次拜会。我当时想，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如果还有一个人不肯背离阿垅先生的话，这个人应该是我。因为阿垅先生喜欢我，他发现了我生命中的文学细胞，他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我的诗，由此才和我建立了师生关系，几年来他一直关心我，辅导我的文学习作。
即使我与阿垅先生的关系再亲近，即使这一场运动再残酷，按照正常的逻辑，反胡风运动也不应该株连到我的身上，这正如日后大家聚首时，绿原、牛汉、曾卓、冀汸、罗洛、罗飞等先辈师友所感叹的那样，“这场运动如何会牵连到你的头上呢？”
然而，终于还是牵连到我头上来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我还和平时一样在家里复习功课，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朋友半夜来到我家，万分紧张地拉起我就走，我问他何以如此惊慌，他当即就责骂我说：“你还蒙在鼓里了呢，我们报社刚刚传达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叫侯红鹅的胡风分子潜伏在天津，各单位寻找没有找到，而且上边的传达说，估计这个侯红鹅是一个文化人，潜伏得很深，要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提供线索，一定要找到这个侯红鹅。”
这一下，把我吓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全中国都已经动员起来寻找我了。而且据说还是下的全国通电，无论我潜藏在什么地方，也一定不能让我漏网。谢天谢地，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报社做记者，他听到了这个传达，如果不是他找到了我，再到最后我终于没能逃出法网的时候，那时候就要用手铐把我铐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