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我和阿垅认识不久，他就受到了围攻，他出版了一部百万字的诗歌理论专著《诗与现实》，书摆上了书店的书架，报上就发表了一条不足100字的批评“文章”，“文章”几乎没有任何论点，我记得这篇“文章”就是一句话，这部书太厚，而出版这样厚的书，纯属浪费。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然而就是这篇“文章”，却把一部理论著作打入了冷宫，许多书店再也不敢卖这部著作了。阿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倾向性》，提出了“艺术即政治”的命题。也许“艺术即政治”的命题并不准确，但总也不至于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这篇文章遭到了围攻式的批判，天津文艺界召开专门会议，批判他的文章，阿垅受批判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写理论文章，到了1953年，他出版了一部专著《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以读书笔记的形式，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随后他又出版了一部40余万字的诗歌理论专著《诗是什么？》阿垅的理论著作，对于一些人来说，真是不可容忍，虽然他们找不到藉口“批判”，但仍然耿耿于怀，就是觉得不舒服，使他一直受到冷遇。
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对于发生在阿垅身上的事情无法理解。《论倾向性》的文章，我读过，没有读懂，如果不是有人批判“艺术即政治”的命题，我简直看不出来这篇文章都谈了一些什么问题。文章发表之后，有许多人都说文章写得不错，但是突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论倾向性》有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于是原来支持他的人，也倒戈了，而且正就是给阿垅写信支持阿垅的人，转回头来组织会议对阿垅进行批判，语言还极是激烈。至于《诗与现实》，一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就是有问题，也不能只用一篇100字的“文章”把它打倒，没有讲任何道理，就是书厚。厚书，不是太多了吗？怎么别人的书可以厚，只有阿垅写的书就不许厚呢？莫非厚书就一定反对马克思吗？我是一个青年文学爱好者，爱好文学的人总是充满浪漫想法的人，而对于我来说，最浪漫的感情莫过于我把我们的新社会幻想得无限美好，我实在不理解何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如此霸道的文风，还有如此霸道的文人，正是这些文人，占据着领导地位，他们可以随便一句话就把人置于死地，被这些人视为异已，那真是永世也就休想翻身了。
置身于这样可怕的包围当中，阿垅先生时时表现得极是疲惫，有好几次我看到他极是愤慨。对于一些学术问题，本来不应该搞得这样紧张，但那时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涉及到政治，就连诗的格律问题，也成了带有政治背景的大问题了。
当时，我一点也不了解一些人何以把格律诗说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原来这当中有一个根本原因，毛泽东说他不读新诗。所以，提倡格律诗，和反对自由诗，是有政治背景的。我年轻，不懂得政治，我看过这篇文章之后，对于这篇文章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我写了一篇文章和那篇谈格律的文章辩论，但是文章寄到刊物之后，刊物并不理采，他们退回了我的文章，还附回了那篇文章作者的一封信，对我的观点给予了“无情”的回击。我不服，就把我的文章，连同那位作者的回信一起拿给阿垅看，阿垅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很有道理，对我说文章可以再寄给别的刊物，自然，还是我们太天真了，对格律诗不敬的文章，在那时是没有地方发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