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什么值得阿垅先生关注的地方，阿垅先生这样对待我，完全是出于他对年轻人的一片赤诚，更出于他的修养，出于他的学识。这一点在后来和阿垅先生的接触中，我越来越有深刻的体会。在天津文坛，有许多老区进城的作家，和这些作家接触，总觉得他们是在教训你，总觉得他们比自己高明，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和阿垅先生接触，他首先让你感到他是你的朋友，他在听你说话。后来有一次在谈到一个问题时，我说了一句可能是有点见解的话，阿垅先生当即就惊讶地对我说：“你看得比我透彻。”
阿垅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平易的人，一个真诚的人。
从此，我和阿垅先生的交往开始了。
阿垅博学，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近代文学的造诣极深，对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更做过认真的研究，（终于，直到90年代，我们才有了一点感觉，觉得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实在令人不好把握，但在50年代，马克思的文艺理论却是一个包容了一切文艺现象的大课题，人们必须把自己的每一点研究都在马克思的文艺理论里找到根据，否则你的研究就有可能被指控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于会被指控为是反马克思主义）。他出版过几部著作，我读到他写的第一本书，是《诗与真实》，他是中国认真研究诗歌理论的第一人，他的研究对于中国新诗理论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为可贵的是，读阿垅的理论文章，不觉得枯燥，而50年代的理论文章，几乎都带有一种教训人的味道，动不动地就质问你：“难道是这样的吗？”或者更要警告你已经滑到了什么什么的边缘。那时候，一篇文章就可能断送一个人的前程，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什么什么的“代表”。就是在这样一种文风的笼罩下，阿垅先生的文章带给你一种平易的感觉，带给你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息，如此，阿垅先生的理论文章，就容易被人接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