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做事，无关紧要，家里还没有沦落到要父亲做事养家的地步。这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对于父亲的行为，也有了判断。在我的心里，父亲的形象是十分卑劣的，我不崇敬父亲，有时候真看不起他。母亲一次一次和父亲讲道理，我看见过的，无论母亲如何对他劝说，他就是冷冷地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那时候我很小，但正义感总是有的，有时候我真想拿只小板凳儿向父亲砸去，我恨他，母亲对你说了这么多的话，怎么你就一声不吭？
…………
父亲回到天津，日子过得好不惬意，反正家里有爷爷支撑，爷爷在美孚油行做事，每个月的“底薪”是大洋80元，那时候4块大洋一亩良田，每个月消费20亩良田的家庭，生活是非常优越的。
不仅不需要父亲工作养家，散了小老婆，辞去了大坂公司职务，父亲大有浪子回头的风采，理直气壮地过他的太平岁月，原来父亲在天津就有一批朋友，不能说是狐朋狗友，这些人中很有些体面人物，名声很不错，又是大户人家出身，有的还是政客的后代，那时候没有“太子党”的说法，但彼时天津太子党，比现在的太子党更是风光。如今好歹一个厅局长的儿子就是太子党，那时天津太子党最小也是北洋政府总理大臣以上寓公们的后代，这些人挥金如土，每天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天津为这些人准备了一切销魂的好玩处，这些人在天津可谓是鱼儿得水了。
父亲在天津赋闲，“赋闲”二字，是后来我在父亲填写的履历表上学到的，“赋闲”不同于失业，失业是没有就业机会，赋闲，是有工作机会不出去，游手好闲。
父亲赋闲，但在家里呆不住，每天都要出去交际，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一天要赶两场三场，中午一个饭局，下去到戏院捧角儿，黄昏，“三缺一”，都是朋友，不得不去应酬，晚上一位朋友请客，拉去做陪，饭后又去舞厅，舞厅出来还要去喝咖啡，有时候要到天明才能回家。
母亲不忍看父亲这样忙，每天父亲出门，为了不至于被朋友们拉得太久，就把我放到父亲的包月车上。包月车，就是胶皮车，那时候整个一个天津卫，也就只有几辆小汽车，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人称大太子，有一辆小汽车，天津市长有一辆小汽车，就连前大总统曹锟都没有小汽车，有名的天津恶少，曹公子四处玩乐，也是坐胶皮车。
胶皮车有几种，一种是等在马路边的散座，一种是包月的胶皮车，车子是车行的，车夫是自己顾的，只给一户人家使用，父亲的包月车，只拉父亲一个人，父亲去什么地方，将父亲拉到地方，车子在门外等候。母亲将我放在胶皮车上和父亲一起出去，表面上说是怕朋友拉父亲晚上不回家，其实连我心里也明白，母亲是怕父亲再去找那个杨姓女人。
从7、8岁，我随父亲出入天津各种各样的“好”地方，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极有裨益。许多人问过我，以我的年龄，解放时只有13、4岁，何以我写起旧时代天津社会来，竟也逼真生动，就像是我自己经历过一样。此言极是，没有直接的生活经历，天津旧时代的形形色色生活情景，不可能写得淋漓可信。
新时期文学，几位作家写旧时代，尽管也沸沸扬扬，有的还成了经典，但只有见识过旧时代的人才看出不像，一点也不像，就说那部后来改成大红灯笼的小说，一家大户人家，每天晚上各房各院高挂红灯，看着甚是热闹，有钱么，自然就要红灯高悬了。我们家逢年过节也挂红灯，但红灯上有两个字“侯府”，门外挂无字红灯，是妓院，中国人骂街最难听的话，“回家门口挂红灯去吧！”那就离挨嘴巴不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