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六—前五世纪。在这个时代，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沙门思潮是当时自由思想家的各种观点、派别的通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邪命外道）、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等。
沙门思潮的兴起正是古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大批城镇国家兴起的时期。据佛教和耆那教经典记载，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喀布尔流域到哥达瓦里河岸存在着十六个国家，这十六个国家分别是：安伽（又名鸯伽，东比哈尔）、摩揭陀（南比哈尔）、迦尸（贝纳勒斯）、拘萨罗（又名憍萨罗，奥德）、跋耆（又译跋祇，北比哈尔）、摩罗（又称末罗，哥拉克浦尔县）、车底（在朱木拿河与纳巴达河之间）、瓦特萨（阿拉哈马特地区）、拘罗（塔内希瓦尔、德里和密特拉县）、潘恰拉（布东和法重哈巴特县）、摩查（斋普尔）、苏罗森那（马士腊）、阿萨卡（沿哥达瓦里河岸）、阿槃提（又译阿般提，马尔瓦）、犍陀罗（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甘蒲阇（西南克什米尔和西北地区）。其中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有摩揭陀、拘萨罗、阿槃提和跋耆四国。这些国家有的是君主制的，有的是共和形式的贵族寡头统治的，其性质都是奴隶制国家。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若干民主的部族或部落组织，如佛陀的释迦族就属于这种部落。
印度奴隶制发展的过程，也是印度各个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这时的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而享有过多的特权和豁免权，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特权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要求其他种姓的人向他们赠送礼物，而赠送者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于是婆罗门通过这种方式，聚敛了大量财产，有时包括整座村庄。婆罗门以自己的特权地位，还自动免除了向国家交纳捐税的义务。由于神圣的不可侵犯性，任何的死刑和肉刑均不能施于其身。同时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但这些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在社会的发展中渐渐变得令其他种姓感受到压迫，不可忍受，从而起来进行反抗。
城镇经济的发展，是造成向婆罗门提出反抗的有利条件。强有力的反抗者来自新兴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刹帝利种姓。他们由于拥有肥沃的土地，因此在建立和管理国家中要求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婆罗门种姓发生矛盾。他们在与婆罗门的斗争中，有时不得不从下等种姓中寻求支持，这更主要的是吠舍种姓的支持。因为吠舍种姓是富裕的商人占主要的一个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提升，自然要求在政治社会中相应提升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力，于是他们出于对婆罗门居支配地位极端不满，也提出了某些改革的要求。更加上最下层种姓所受到的压迫，他们对婆罗门教的信仰早已动摇，他们力图摆脱官方祭司的管理，并轻视吠陀的权威，反对用大量动物作为祭祀的牺牲，对婆罗门不满的情绪在各个地区酝酿，逐渐发生，最终衍变成有形的或无形的反抗。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使得婆罗门的形势走上了岌岌可危的道路。
从吠陀时代到列国纷争时代，婆罗门教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由于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社会的动荡不安，产生了许多的异端思潮，这种异端思潮在婆罗门势力相对薄弱的东部地区形成了强大的沙门思潮。佛陀就诞生在东部地区的迦毗罗卫（在今尼泊尔境内），佛教就是当时的沙门思潮之一。
每一个社会转型期都是随着社会混乱而到来的，同时每一个转型期都酝酿着一种以上的新思想和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人生问题的方法。旧有的思想无法适应新型的社会形态了，婆罗门教正面临着被社会抛弃的危险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