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字、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宇判决，断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瑕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1989年5月3日起，这一案子更审。审了1年3个月，台中市长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前，前后历时3年4个月，张桂贞母子锲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40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定：‘戒严地域内，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1970年5月5日台59内三八五八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11条第1款之规定订定本办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申。例如，该办法第3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戒严法’第11条第1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问题竞与戒严有关，戒严竟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左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乃是命令，当然违背‘宪法’。如今在这命令肆虐几十年后，在解严时期，身为司法体系的‘最高法院’法官如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者，还不能认清这一所谓管制办法的无法无天，反倒靠它来做抵触‘宪法’或法律的依据，这种法官，也就太‘歧路亡法’了！
“‘最高法院’法官闹完笑话后，案子又回到台中‘高分院’，由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接手，新笑话又来了。判决书说张桂贞人在国外，竟然家中有她出国后才出版的禁书，‘被上诉人（张桂贞）就此即未能举证以实其说，则其所为此点主张，自无足采。’但是，按照常识、按照经验法则，一个人置财产、买东西，难道一出国就办不到了吗？她托亲友代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要举什么证呢？设想法官陈瑞甫、陈满贤、梁松雄出了国，托亲友买了电视机，电视机放在家里，被强盗抢了，打起官司，竟要‘举证以实电视机何来之说’，非得交出亲友姓甚名谁、生辰八字、店号门牌执照、有无发票才罢休，这通吗？此其笑话一也！判决书承认有‘户籍誊本一纸’附卷可证，只是查扣当时，张桂贞‘赴美国探亲、在外，不在台湾。’—这肯定了查扣地点，确是张桂贞的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