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当时的郡国小吏已不懂得古文的诏书律令了。所以他们提议一个补救的办法：
治礼（官名，《汉书·王莽传》有大行治礼，《平常传》有大行治礼丞），次治掌故（官名），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这两种官，升迁都缓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之）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之）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以上是说用治礼去做卒吏）。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掌故秩百石，见《史记·晁错传》注引应劭、服虔说。治礼官有“秩比二百石以上”者，其秩高于掌故，故云“次治掌故”。而掌故补卒史也在尽先补用治礼之后。此奏《史记》与《汉书》两本文字稍不同，句读不易定，向来学者颇多异说。参看王先谦《汉书补注》八十八。我现用《史记》原文，定其句读，略加注释，似胜旧说）。
这是替书生谋出路，开后世用经学文学取士的先声。萧何定律令，只考取能认字写字的抄胥之才；公孙弘的制度便进了一步，要“能通一艺（一经）以上”，才可以做中二千石（左右内史，即后来的左冯翊，右扶风；大行即后来的大鸿胪）和郡守的属官。博士弟子（太学生）此时的出路只是做文学掌故，递补做二千石的卒史。但后来太学人数增多，于是考试出身的制度也改了：
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千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汉书》八八）
郎吏向来只有“任子”、“算赀”两路，现在加上太学甲科的一途，这也是董仲舒的建议成为制度的一种。
董仲舒同时有一个儒生政治家文翁，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文翁是庐江舒人，名党，字仲翁，通《春秋》。景帝末年他做蜀郡守，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他极力提倡教化：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一郡之财政官）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史者（常琚《蜀志》，张叔官至扬州刺史）。
这是省费派遣留学的政策。
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更是更卒，繇是徭役）。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县中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情愿自费送子弟入学）。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这是郡国自兴学校的政策。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不见于本纪，不知在何年，大概在公孙弘奏置博士弟子之后。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因为创制之人都是儒生，故教材与考试内容都限于儒家的经籍，故儒家便包办了中国教育与科举制度二千年之久。
武帝元年（前140），董仲舒对策，便建议：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一年，丞相卫绾便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武帝可其奏（《汉书》六）。这是第一次统一思想学术。这时候武帝只有十七岁（生于前156），太皇太后窦氏还很有势力，她是黄老的信徒，故卫绾不敢排斥黄老，只罢黜了刑名、纵横之学。故第一次的统一思想只是尊崇儒道两家而排斥其他学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