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举，不过是略举当时儒生提出的几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无为政治之下，这些儒生在那里大声疾呼地指出社会国家的病态，要求作积极的改革。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七十年的无为政治之下，所有一点点有为的政治都是几个儒生的计划。如叔孙通的定仪法，如贾谊、晁错的减削诸侯，如晁错的积贮政策，如贾谊的兴农计划，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
秦始皇、李斯都有点开国气象，魄力很大，想造成一个新局面。但中国第一次有这个统一大帝国，他们初次得了这一份绝大家私，实在有点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秦始皇妄想长生不死，好让他从容整理那大帝国。不料他骤然死倒，一个偌大帝国落在两个小人之手，李斯的血还不曾干，秦皇的天下已瓦解了。汉高帝也有点魄力，有点气度，但太没有学识了，单靠一点无赖的聪明，造成了第二个统一帝国。统一的事业刚成功，他就死了，这个偌大帝国又落在一个凶顽无识的妇人手里。几十年之中，大家都只是苟且敷衍过日子，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也从没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规模，名为无为而治，其实只是姑息偷安而已。
贾谊、晁错一班儒生的重要只在他们肯把社会国家的问题通盘想过，不肯苟且偷安过日子，却要放手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们的学识比灌婴、周勃高得多，又有那儒家“任天下之重”的遗风，很想得君行道，做一番事业。故帝国的命运到他们手里才有一个大转机，到他们手里才有一点建国规模，才有一点通盘计划。削减封建诸侯，积贮军粟，主张伐匈奴，注意教育事业，国家收回造币权，这些计划都发端于文帝时代，酝酿于景帝时代，而实现于武帝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