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写商人的生活道：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者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覆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他很感慨地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汉初大乱之后，商人投机牟利，使物价腾贵，米至每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故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这种法令到吕后时才得废弛，然而“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以上见《史记》三十）。这就是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
大概商人是新兴阶级，本来常受旧阶级的贱视。社会上越贱视商人，商人越不能不自卫；自卫的武器便是金钱的势力。此如中古欧洲贵族武士贱视犹太商人，而因为金钱都在犹太商人之手，他们终得最后的胜利。试举晁错同时的一件事为例：
吴楚七国兵起（前154）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旧注：“行者须赍粮而出，于子钱家贷之也。”列侯封君从军皆须自备资用，这是封建社会的遗制。欧洲封建时代也如此。）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生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史记》一二九）
这种高利债便是这班钱鬼子自卫的方法，报复的武器，也便是他们最遭贵族文人仇视的原因。晁错所谓“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正是指此等行为。但在急需的时候，十倍之息还有人抢着要，何况一倍利呢？
晁错等人对于这个新兴而有绝大势力的商人阶级，都认为有实行裁制的必要。贾谊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晁错是个大政治家，便提出了一个方案。晁错的提议是：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谍（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但他这个入粟拜爵策却是于农商两都有利的。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条赋税原则，叫做赋税应“取于有余”，他的入粟拜爵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所得税，使有钱的人拿钱去贾粟来捐爵，一面抬高农产的价格，一面又使国家增加一笔大收入。抽商人的余财以供国用，这是抑商。同时他使商人得贾爵，这便抬高了商人阶级的地位了。
汉文帝和景帝都采用了这个政策。最初只募民“能输粟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后来边境的屯粮已够支五年了，又令民入粟于郡县，以备凶灾。晁错后来似乎专注重在那“损有余，补不足”的赋税原则，所以又奏请“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听了他的话，遂下诏豁免十二年（前168）的田租之半。明年（前167），遂全免民田的租税。过了十三年，景帝二年（前155），令民出田租之半额，原是十五分之一，半额便成了三十分之一了（《汉书》二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