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四十八）
他从富人的奢侈，推想到国中财力的消耗。他以为商业的发达可以使人民弃农而就商，弃本而逐末，所以生财者减少而耗财者加多，势必至于国中财力竭蹶。他说：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二十四）
这是他的经济学原理，也便是许多儒者的经济学原理。这种经济观只承认农业和手工为生产的来源，而商业没有生产的功用；只承认农产和手工产物为财富，而货币是不急之物。他们只看见“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却没有看见那一人的提倡可以使百人千人得衣食之具。他们只看见“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而没有知道那“靡之者多”正可以使“出之者”得高价，享厚利。
他们这种根据于农业社会的经济成见，遂使他们提出一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贾谊说：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书》二四）
这个主张里含有多少传统的经济学原理！第一是粟多则国富，第二是农是财富之“本”，第三是商人是不自食其力的末技游食之民，第四是国家欲谋富足当驱民归农。
这个政策后来便成了西汉儒生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晁错（死于前154）便是主张这政策最有力的一个。晁错的经济思想和贾谊最接近，但他说得更明白痛快。他说：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二四）
这里又添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农则不地著”。当时商业渐发达，民间自然有向都市移徙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很自然而且很有益的，因为这种移民可以救济乡间的人口过多，又可以用在都市工作所得来补助农事的收入。但这班儒者不能了解这趋势的意义，都以为民不归田则田无人耕种了，民不著地便成鸟兽一样的游民了。晁错因此又得一个经济政策，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他完全不了解货币的用处，只觉得货币有害无利。如果没有那“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的货币，如果只有那笨重的五谷布帛，那么，人民就不会远徙了，盗贼也无所利了，商业也不会发达了。
晁错最诋毁商人，他以为商人是不劳而得利的寄生阶级，他们营利的方法全靠投机操纵市场，又兼并（兼并即现在所谓掠夺）农民，使农民不得不逃亡。他这样描写农民的生活：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