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使命
我在这个讨论会里第一次说话就声明过，我不是一个儒教徒，后来我坐在这里听何铎斯博士（Dr.Hodons）的演说，听到他提起我，也许有心，也许无意，把我认作儒教里属于自然派的运动的一分子。我当时真不知道，我是应当维持我原来的声明呢，还是应当承认这个信仰的新性质呢？但是何铎斯博士在演说的末尾说：“儒教已经死了，儒教万岁！”我听了这两个宣告，才渐渐明白，——儒教已死了——我现在大概是一个儒教徒了。
儒教并不是一种西方人所说的宗教。我在大学（芝加哥）演讲，在这里说话，都曾尝试说明有过一些时期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有神论的宗教。但是就整个来看，儒教从来没有打算做一有神论的宗教，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儒教从来不做得仿佛相信它本身是完全靠得住的，儒教从来没有勇气跑出去对那些非教徒宣讲福音。这样说来，主席方才介绍我说话，他用的字眼有点和介绍别人的不同，是很有道理。他没有宣布我的题目是“儒教作为一个现代宗教的使命”。
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儒教，正如何铎斯博士所说，已经死了。它是自杀死的，可不是由于错误的冲动，而是由于一种努力，想要抛弃自己一切逾分的特权，想要抛弃后人加到那个开创者们的经典上去的一切伪说和改窜。
我在大学演讲，有一次讲过，儒教的最后一个拥护者，最后一个改造者，在他自己的一辈子里，看到儒教经典的一个主要部分，一个最通行，最容易读，因此在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上最有势力的部分，已经被打倒了。这样说来，儒教真可算是死了。
孟子是儒家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影响仅次于孔子，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儒家的经典里又常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儒教从来不教它的门徒跑出去站在屋顶上对人民宣讲，把佳音带给大地四方不归信的异教徒，儒教也从来不是一个用传教士的宗教。
然而，这也不是说，孔子、孟子和儒家的学者们要把他们的灯放在斗底下（toconcealtheirlightunderabushel，此处的成语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不把它放在高处，让人人可以看见。这只是说，这些人都有那种知识上的谦虚，所以他们厌恶独断的传教士态度，宁愿站在真理追求者的谦虚立场。这只是说，这些思想家不肯相信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多么有智慧有远识，能够说完全懂得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生活与道德的一切错综复杂的性质。孔子就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正是因为有这样可能有错误的意识，所以儒教的开创者们不赞成人的为人师的欲望。我们想要用来照亮世界的光，也许其实只是把微弱的火，很快就要消失在黑暗里。我们想要用来影响全人类的真理，也许绝不能完全没有错；谁要把这个真理不加一点批评变成教条，也许只能毁坏它的生命，使他不能靠后来的新世代的智慧不断获得新活力，不断重新被证实。
因此，现代宗教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做一切彻底而严格的自我考察。“知道你自己”，在世界宗教的一切大诫命里应当是首要的一条。我们应当让自己信得过，我们给人的是面包，不是石头。我们应当让自己可以断定，我们想要与世界分享的真理经得住时间考验，而且全靠它自己的长处存立，不靠迫害者的强暴，也不靠神学家和宗教哲学的巧辩。我们应当让自己深知道，所有那些用他们的教条和各时代里的布鲁诺（Bruno）们、伽利略（Galileo）们、达尔文们为敌的人，并没有给他们的宗教增光彩，反倒使它成了世界文明的笑料。
接下去，现代宗教的第二个使命，我相信，就是配合着自我考察的结果，情愿作到内部的种种改造——不但要修改甚或抛弃那些站不住的教义教条，还要改组每个宗教的制度形式的，消灭那些形式，甚或，如果必要，取消那些形式。教人知道生命可以失而复得，是各大宗教共有的精神。反过来说，在堕落的情况中生存下去还不如死，也是真理。这一点对欧、美、印度、日本那些高度有组织，高度形式化的宗教说来是特别有意义的。
我们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可以看到很可注意的现象：因为那些宗教的制度形式薄弱，所以新的宗教总是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代替了旧的宗教。禅宗就是这样慢慢代替了一切旧派；净土宗也这样慢慢浸入了所有的佛教寺院和家庭。儒教也是这样，东汉的注家慢慢盖过了较古的各派，后来又和平地让位给朱子和他那一派的新解释；从宋学到王阳明的转变，随后又有趋向于近三百年的考据学的转变，都是以同样渐进方式完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