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这都是最自然的现象。我们今日看北方的出殡，其中有披麻带孝的孝子，有和尚，有道土，有喇嘛，有军乐队，有纸扎的汽车马车，和《檀弓》记的同时有四种葬法，是一样的文化混合。孔子是个有历史眼光的人，他认清了那个所谓“周礼”并不是西周人带来的，乃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这里面含有绝大的因袭夏殷古文化的成分。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很透辟的“历史的看法”。有了这种历史见解，孔子自然能看破，并且敢放弃那传统的“儒”的保守主义。所以他大胆地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在这句“吾从周”的口号之下，孔子扩大了旧“儒”的范围，把那个做殷民族的祝人的“儒”变做全国人的师儒了31。“儒”的中兴，其实是“儒”的放大。
孔子所谓“从周”，我在上文说过，其实是接受那个因袭夏殷文化而演变出来的现代文化。所以孔子的“从周”不是绝对的，只是选择的，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里说：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是很明显的折衷主义。《论语》又记孔子说：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里的选择去取的标准更明显了。《檀弓》里也有同类的记载：
孔子曰：“拜而后稽颡，颓乎其顺也（郑注，此殷之丧拜也）。稽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郑注，此周之丧拜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周卒哭而。孔子善殷。
这都是选择折衷的态度。《檀弓》又记：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这两家的送葬的礼式不同，更可以使我们明了孔子和殷儒的关系。子张是“殷士”，所以他的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孔子虽然也是殷人，但他的教养早已超过那保守的殷儒的遗风了，早已明白宣示他的“从周”的态度了，早已表示他的选择三代礼文的立场了，所以他的送葬也含有这个调和三代文化的象征意义32。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畛域观念的。他说：
君子周而不比。
又说：
君子群而不党。
他的眼光注射在那整个的人群，所以他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认定了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所以曾有这样最大胆的宣言：
有教无类。
这四个字在今日好像很平常。但在二千五百年前，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33。因为“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所以他的门下有鲁国的公孙，有货殖的商人，有极贫的原宪，有在缧之中的公冶长。因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摧破一切阶级的畛域，所以他终身“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仁者人也”，这是最妥帖的古训。“井有仁焉”就是“井有人焉”。“仁”就是那用整个人类为对象的教义。最浅的说法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进一步的说法，“仁”就是要尽人道，做到一个理想的人样子，这个理想的人样子也有浅深不同的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了。此外还有许多种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比较孔子在别处对樊迟说的“先事后得”）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