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说：
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说：
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
孟子自己也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后来所谓“素王”之说，在这些话里都可以寻出一些渊源线索。孔子自己也曾说过：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就是一个无冠帝王的气象。他自己担负起文王以来五百年的中兴重担子来了，他的弟子也期望他像“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说他“贤于尧舜远矣”，说他为生民以来所未有，这当然是一个“素王”了。
孔子是一个热心想做一番功业的人，本来不甘心做一个“素王”的。我们看他议论管仲的话；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一段话最可以表示孔子的救世热肠，也最可以解释他一生栖栖皇皇奔走四方的行为26。《檀弓》记他的弟子有若的观察：
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论语》里有许多同样的记载：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
《论语》里记着两件事，曾引起最多的误解。一件是公山弗扰召孔子的事：
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一件是佛召孔子的事：
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畔（佛是晋国赵简子的中牟邑宰，据中牟以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后世儒者用后世的眼光来评量这两件事，总觉得孔子决不会这样看重两个反叛的家臣，决不会这样热衷。疑此两事的人，如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根本不信此种记载为《论语》所有的；那些不敢怀疑《论语》的人，如孔颖达（《论语正义》十七），如程颐、张（引见朱嘉《论语集注》九），都只能委曲解说孔子的动机。其实孔子的动机不过是赞成一个也许可以尝试有为的机会。从事业上看，“吾其为东周乎？”这就是说，也许我可以造成一个“东方的周帝国”哩。从个人的感慨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就是说，我是想做事的，我不能像那串葫芦，挂在那儿摆样子，可是不中吃的。这都是很近情理的感想，用不着什么解释的。（王安石有《中牟》诗：“颓城百雉拥高秋，驱马临风想圣丘。此道门人多未悟，尔来千载判悠悠。”） |
